凡当过兵的人都会说一句话：“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这话真的没错。我从小就喜欢当兵，可是这一愿望只能是一个愿望而已，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这也注定要我为此后悔一辈子了!
我想当兵的愿望起于儿时，源于四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打小受电影的影响。小时候，文化娱乐活动少，只能是一月半载在公社或有些村里放电影时看看电影。那时的电影多数是打仗片，诸如：《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上甘岭》、《奇袭》等，都是些与军人有关的片子，而且主角都是青少年喜欢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无不影响着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成长。二是受外爷和爷爷的影响。外爷和爷爷都是老红军，每当他们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讲他们打仗的故事，这无形中对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大哥当兵这件事对我有着直接的影响。那个时候，当兵是农村孩子唯一的一条跳出农门的出路，而且男孩子都喜欢那身碧绿的军装和鲜红的帽徽与领章，穿上这身军装，显得威武神威。四是周围驻军经常帮助村里来收麦、收秋、打坝，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逢年过节时，村里人抬着杀好的猪、羊去慰问解放军。这军民鱼水情的关系真令人羡慕，令人感慨。那时，我就想，如果我也是解放军中的一员该多好啊!所以，从上小学时候，我就一直梦想着长大后，我也要当兵。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背后的邓家沟就驻扎着部队，有三个连。离我们村最近的是六连，邓家沟村住着一个骑兵连,六连与邓家沟之间是五连。因为六连离我们村最近，所以他们经常与我们村相互往来。那时，父亲是生产队长。村里夏收时，父亲就去跟部队说一下，他们就会来帮忙收麦子。到了收秋的时候，父亲去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来帮着收秋。冬天里村里打坝、修梯田时，因为部队也没什么可干的，他们就主动来联系帮忙打坝、修梯田。每年到了“八.一”建军节，村里会杀两只羊，让父亲、支书、民兵连长带着去慰问部队，每年元旦前一天，村里会杀一头猪，用红绸子扎一朵大红花系在猪头上，喜气洋洋地抬着去慰问部队。到了部队驻地，部队早就集合起来，敲锣打鼓，列队迎接。这些行动没有政府部门的安排，没有部队首长的命令，全是自发的，体现了真正的军民鱼水情。
上小学时候，我虽然不是我们学校年龄最大的，但我却是孩子头。我常带着一帮男孩子玩自制火柴枪。后来觉得玩火柴枪没意思，我就自制了一把火药枪。这把枪的枪体是木头，枪头上固定了一个弹壳，弹壳靠近底部铳了一个眼儿，枪铳是用一根比筷子头细点的钢筋做成的，将其用自行车内胎做成的皮筋紧紧地扎在弹壳上的孔里。枪的扳机与枪铳连为一体，用的时候，先给弹壳底部装点鞭炮里剥出的黄色炸药，然后给弹壳里塞点纸，再给弹壳里装些火药，最后给弹壳口装一个架子车轮轴用的钢珠，把枪铳拉起放在弹壳之上，瞄准射击目标，一扣扳机，枪就“叭”地响了，子弹就射出十多米远。
玩了一阵子自制手枪，我觉得这种枪玩着太不过瘾，就利用星期天打猪草的机会去六连的打靶场附近玩，试图看能否在当兵的打靶休息时间让我们玩玩真枪。有一天上午，我约了另外三个小伙伴，一边走一边挖猪草，不知不觉就来到打靶场南侧的坡上，坐在那里看着当兵的打靶。过了一会儿，当兵的休息了。几个战士看见我们后，跑过来跟我们玩。我们就提出要玩他们的枪，他们不给，说怕领导看到批评。最后，有一个班长给我说让我们下次再来时，给他们带些杏儿，他们就让我们玩枪。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想吃杏儿，又怕违反纪律，就想让我们去摘，这样他们可以吃到杏儿，也不存在违反纪律的事了。我听了他们条件，立马就答应了。然后，那几名战士给我们几个孩子每人几个弹壳，让我们拿着去玩。之后，他们还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弹头的话，等他们打完靶，我们可以在靶牌后面的土坡上去挖。跟我们玩了一会儿，他们又要开始打靶了。临走时，那位班长告诉我要我们下周日一定带着杏儿来。
待战士们打完靶，我们几个一冲而上，来到靶牌后面。靶牌后面本是一面黄土坡，因为修靶台，战士们把土坡挖下来，修了个平台以便载靶牌，所以后面就成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土楞。土楞上的土非常的疏松，我们就用自带的挖猪草的小锄头开始挖土。然后把手伸进土里乱摸，摸着摸着手就会触到子弹头上。我们摸了一阵子，每人装了几十个弹头，然后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
第二个周日，我们几个人在我家的杏树上摘了一筐杏，然后提着满筐的黄橙橙的杏去了打靶场。当我们到了打靶场时，那些战士正在打靶。上次见到的那个班长看见我们到了，就给他们排长说了一下情况，排长就下令休息。然后排长说既然小朋友们带来了杏，那大伙就去吃吧。那伙战士连蹦带跑就来到我们跟前，把我们给围得水泄不通。随后，那位排长也过来了。班长给我们介绍那位排长姓王。王排长过来后，也抓了一把杏坐在我旁边，叫了一个战士去拿把枪来。须臾之间，枪拿来了。王排长教我们如何使枪。然后，我们每人轮着玩了一阵子，又是持枪，又是瞄准，好不开心啊!最后，我们看到筐里的杏也吃完了，时间也不早了，就起身告别。王排长告诉我们以后想玩就来找他。就这样，我们提着空筐返回。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挖猪草，赶回到家时，筐里是满满的猪草。
在我们上五年级的那个夏天，驻延某部一个团要在我们村进行作战军事演习。演习地点就选在我们村的三座山上。学校门前的那座山是主阵地，此阵地上的部队是守方，此山西侧南北两山的守军是攻方。三座山上的部队都各自修筑了掩体、战壕和炮位。在临近正式演习的那几天，一个团长每天来阵地视察。这团长大约五十岁左右，身材不高，大约就是一米六五左右，但很胖，他说他有二百四十多斤重，圆圆的秃头，肉呼呼的脑袋上一双眼睛眯成了两条缝。他说他参加过抗战、解放战争，打过印度。如果我的描述使你还想不来他的样子，那你就想想电影《沙家浜》里的胡传魁，他看上去好像跟胡传魁是孪生兄弟似的。他第一天来“阵地”视察时，要亲自上去看看，可是由于太胖，爬不上山去，就由两名勤务兵一边一个架着他上山。下山的时候，两名勤务兵一人一边撑着他的胳肢窝，架着他来到我们学校门前的那棵大槐树下休息。随后几天，他每天上午大约十点钟坐着吉普车来，坐在校门前的大槐树下，有一个勤务兵陪着，另一个勤务兵在三座山和他之间往返传递消息。我们上课时，他就跟他的勤务兵在外面树荫下傻傻地坐着聊天。我们一下课，就围着他要他给我们讲故事，所以他给我们讲了好多他打日本、打老蒋、打印度的故事。每天中午他就坐在槐树下，吃点勤务兵带的干粮，喝口自带的水，到下午四五点再坐车回去，第二天再来。 就这样，持续了一周。
最后一天，正式演习开始。胖团长的吉普车第一个来到我们学校外广场。随后，大部队全部集结在学校外的广场。一个值班营长集合好部队，向胖团长报告，部队集合完毕，请团长指示。胖团长双手叉腰，来到队伍前，给部队训话。他主要给大家讲了演习的任务、时间、要求。最后，团长下令：“各营向各自阵地出发。”团长亲自指挥守方，政委指挥攻方。
随后，部队分三部分各自向着自己的“阵地”出发了。各自进入阵地不久，三座山上枪声四起，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炮声过后，攻方开始向学校门前的那座山进攻了，喊声震天，守方的枪声愈加密集。过了半个多小时，枪声停止，喊杀声平息，攻方被守方挫败。
守方的指挥所就设在学校上面二三十米处的打庄稼的场上。双方激战了一天都是守方胜于攻方。下午六点双方吃过饭，双方部队各自修整。天刚黑，攻方发射了三发信号弹，同时出击，又开始进攻了。顿时，喊杀声震天，枪声大作，手榴弹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把整个山村照的通明，就像白天似的。当攻方攻到半山腰的时候，胖团长命令守方：“全线出击，冲锋。”顷刻间，冲锋号响起，守方指战员全线出击，冲下山去，将攻山的“敌人”团团围住，“敌方”士兵纷纷举手投降，守方大获全胜。守方一部分战士押着“俘虏”下山，一部分官兵还在半山上举着枪雀跃欢呼，庆祝胜利。最后，胖团长下令：“集合，收队。”不一会儿，所有参战部队排着整齐的队伍下山，来到学校门前的广场集合。部队集合好后，团长对一天的演习进行了总结。然后，各连队就近由连长带着回驻地。
第二天上午，胖团长和政委坐着吉普车又来到村里，找村干部来感谢村里对他们这次演习的帮助和支持，还说他们准备过几天再来村里把演习时的那些战壕、掩体等给平掉。村干部说没必要平了，反正那些地方也都是些荒地，如果村里再要种地用这些地的话，村里自己平整一下就行。最后，团长他们也就不客气了。之后，团长他们在村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学校，看望了我们这些孩子。团长和政委来到我们的教室，每人给我们讲了个故事，然后跟我们告别了。他们走时，我们全体师生都走出教室，送他们上车离开。
那年“八.一”时，团长派参谋长来村里请村里的队长、支书和民兵连长去团里做客，村干部怎么推辞，都不行。最后，只好跟着参谋长去做客。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初秋，下连阴雨，村里的几座坝出现漏水的情况，村里男女老少齐上阵抢救水坝。尽管如此，但还是人手不够。有时，村民们白天晚上连轴转。父亲急的没了主意。看见爸爸着急的样子，我也替他想办法。最后，我给父亲提议，去请解放军来帮忙，他们一定会来的。父亲采纳了我的建议，就去找六连帮忙。父亲到了六连，把情况给连长一说，连长立马请示团长，团长当即命令连长带部队去支援。连长立马就结合部队，带着队伍跟父亲一起来到加固水坝的工地。当村民们看到部队来了，他们对保住水坝的信心更足了。我们这些孩子看到解放军那样的卖力，那样的辛苦，就把自己家的鸡蛋煮了，拿到工地给战士们吃，有的把自己家的桃子、梨、苹果摘来给解放军。连续几天，战士们早出晚归，与村民们并肩战斗，总算保住了水坝，也加固军民鱼水情的关系。那种军民一家亲的情景令人感动，令人难忘。
上高中的时候，在我上高一的那个冬天开始征兵的时候，我回家跟父母讲我要当兵。父亲倒不反对，可母亲坚决不同意，因为她希望我将来考大学。最后，她说服不了我，就让我自己找民兵连长和支书去。如果他们同意，那就让我去。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知道支书不会同意我去。当晚，我就去找了民兵连长，民兵连长让我去找支书，并说如果支书同意，他就同意。最后，我就去找了支书。支书说他不同意我去。理由是我大哥当时正在部队，所以怕别人眼红，有意见，就不能让我去。无奈之余，我只好又回去继续上学。打那儿之后，我就下决心要好好学习，准备考大学。最后总算如愿，也了却了母亲的心愿。
临近高考，有一天下午，我吃过下午饭，在宿舍前的老槐树下散步时，来了一个当兵的。他看到我后，向我走来，问我：
“你好，你是高三的吗?”
我说：“是啊，怎么了?”
“我是大砭沟特务连的，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想搞一本续甫彰老师编的政治参考资料，不知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本?如果你能帮我买一本，我可以教你学武打。”他说。
续老师编的政治资料那时还是挺有名气的，只要是参加高考的都想要，很抢手的，所以还是很难搞到的。看到那位战士那急切的表情，我就让他等一下，然后转身回到宿舍，拿了自己的那本给了他。他要给我钱，我说不用了，我可以再找续老师买一本。那位战士拿到资料后非常感激，他告诉了他的名字，千恩万谢地要我有时间去他们连队玩。最后，他高高兴兴地拿着那本资料离开了学校。后来续老师那里也没有多余的资料了，我只好跟同学借来资料全部抄了一遍。
后来有一个周六我回家，正好经过他们连队驻地，我就去找他。他一看到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热情地把我介绍给他的战友们。午饭时，他请我与他们班的战友一起吃饭。午休时，他要我睡在他的床上，他与战友挤在一张床上。午休起来后，我要急着回家，他和战友们一起把我送出他们的军营。后来，高考结束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部队院校录取。我真为他高兴。
上大学时，我是团委委员。在我毕业前的那年秋天，校团委邀请老山前线英模报告团来校作报告，委托我出面组织这场报告会。由于我要主持会议，我与报告团的成员们都坐在第一排。在报告的过程中，我跟待报告的成员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详细了解了前线将士们的战斗、生活等许多情况。
在报告会后，我又负责组织同学们给前线将士们写慰问信、做鞋垫、绣手绢、做纪念品，寄给前线的将士们。这一系列的活动一下把同学们热爱解放军的热情给鼓动起来了。有两名女生深受感染，激情燃烧，不能自控，在一天晚上跑到西安火车站买了两张站台票就上了去云南的火车，准备直接去老山前线参军。结果在火车上，他们遇到了列车员查票，因没票被扣留。当乘警问她们为什么不买票时，她们告诉乘警他们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准备去老山前线杀敌。最后，乘警将她俩交给了咸阳火车站。咸阳站接纳了她们后，又给学校打了电话让学校去咸阳站接人。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极大。
工作后，自我带高中班以来，每届高一都会遇上军训，所以与军人接触更多了。每次军训分到我班的战士，我对他们就像对待兄弟一样。在军训过程中，我极力配合他们。每天军训结束，我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弄几个菜，跟他们边喝酒边聊天，其乐融融。
九二年正逢全国双拥会要在延安举行，而且规定双拥会期间，要把学校作为军民共建点供参会代表们来参观，届时要把军训成果作为展示的一项重要内容。所以政府、军分区、学校都对那年秋季开学前的军训非常重视，仅来参加军训的教官就有将近四十人，而且抽的都是各连队的尖子兵，每个班有教官5人。那次正规的军训整整持续了半个月，正式开学后，每周六还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由驻留学校的3名军代表组织学生继续训练，一直坚持训练到双拥会结束。在正规军训结束那天晚上，我又请了我们班的5名教官在家喝酒。正在我们喝酒的过程中，来校检查军训情况的兰州军区领导在军分区领导和校领导的陪同下也来到我家。顿时，家里一下挤了近二十人。我又拿出几瓶酒，请他们一起喝。在学校领导的劝说下，他们也就不客气，坐下来开始跟我们一起喝了起来，我们一直喝到临晨一点多。整个过程，气氛热烈，轻松愉快，没有当官的，也没有老百姓，大伙就像兄弟、朋友一样，关系融洽，气氛和谐，好不愉快!
这件事令我至今难忘。我之所以这样喜欢与当兵的往来，就是因为我喜欢当兵，可遗憾的是我这辈子无缘成为军人。这也正应了那句话：“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看来，我也只能后悔一辈子，遗憾一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