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晚秋，我大概22岁，去某县征招新兵。
那是一个规模挺大的县，人口有上百万，县城繁华喧闹，熙熙攘攘的人流就像一条流动的河。我们将县委招待所的一栋三层楼房设为新兵团指挥部，计划在该县及邻县招二千余兵。新兵团团长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任，我作为新兵团唯一的政工干事，负责与当地人武部的沟通，陪几位团首长在各个征兵点巡视以及最后提取新兵档案，待征兵任务完成回到部队，写出一份征兵工作总结上交。
一天，从县人武部出来，观赏着街景，见县图书馆座落在一幽静之处，便踅身进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喜欢的书。借书处的管理员都是年轻女孩，她们说，凭读书卡才可进到书库，否则只能在阅览室翻阅。我表明了身份，说只想进去一看，不借书。我们进驻县城，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等标语，几乎男女老少都知晓部队又来征兵了。女孩们看了我的证件，嘻嘻哈哈低头私语了一番。一个穿深绿灯心绒上衣，眼睫毛挺长的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女孩说，你可以进去了，但得把军装脱下借我们照相一用。我欣然接受。
书库里的书真不少，偌大的一间屋子里排列着几十排书架，书架最上一层的书得站在人字梯上方可取下。我欣喜地找到一本《普希金诗集》。普希金被誉为“俄国诗歌的太阳”，那时国家正百废待兴，书店里鲜见这类被批判过的书籍。 读着，就忘了时间，抬头看到那个穿深绿灯心绒上衣的女孩，正靠在门框上目不转睛地朝我注视。我说：“你们怎么还没下班?”她黑亮的大眼未言先笑，话语也带着笑，像唱歌似的：“你还在，我把你锁在里面啊!”我歉意地说：“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她将军衣递上，飞快地瞟了我一眼，展开嫣然如花的笑脸：“我批准了，你可以带书回招待所看。”
作为感激，我送她走了一段路程，两人在华灯初上的街道随意的走着，偶尔相视一笑又拘谨地将目光移开。
此后，我待在县城里的很多时间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和女孩子们熟悉了，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进到书库。次数多了，绿衣女孩说，你把要看的书名写在纸上，我替你找，我知道书都放在哪个书架上。这样，往后我来了她就将已找到的几本书递上，搬来一张椅子泡上一杯香茗，让我坐着读。过了几天，只要我一出现，其余几个女孩就低着脑袋捂着嘴窃笑，而她时常装作不知道地红着脸转头看窗外，弄得我云里雾罩的。
某天傍晚，她来到招待所悄悄对我说，单位发了两张影票，我们看电影去。我问，什么片子?她说，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海岸风雷》。我说，老掉牙的片子，都看过上百遍了，不去!她嗔怒起来，扬起手里的影票说，你不去，我就撕了它，别人想去还没这资格哩!真没想到这个像天使般微笑的女孩会陡然生气，只得在她随之而来的莞尔中进了影院。后来，她又多次邀看电影，说是文化单位经常有票发。影片基本是看过多次的，我们常常看了一会儿就出来，两人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散步、闲谈，引来路人对我们驻足。我说，见我穿着军装就知是来招兵的，影响有点不好。于是，她就带我走僻静的街巷。狭窄的巷子里少有路人，居住在巷子里的人家窗户上透出的灯光映照在我们身上，低低的交谈声与丈量道路长度的脚步声，在空旷寂静的夜空里显得分外清脆。我们无话不谈，谈得最多的还是各自童年的趣事，听到我骑猪骑狗，她乐得身子直颤，几乎趴在了我的肩头。我告诉她，父亲视我为后脑长有反骨之人。她就将我拉到光亮处，纤细的手指检查我的后脑壳是否真有反骨......
有几天在图书馆没见到她，心里空落的感觉顿时袭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虽然我与她连个拉手的动作都没有发生过。各种可怕的猜测困扰着我，又羞于问她的同事。我借来一辆自行车，带着对她的探寻满世界乱转，希望能在某一处意外看到她，更希望在某个街头的拐角处与她撞个满怀。征兵工作结束了，新兵团第二天将开拔，她的身影才映在招待所的窗前。夜里，我们拐进图书馆对面的小巷，进去就听到从远远的地方随着凉凉的夜风飘来的悠悠歌声：“我的故乡，有一条小河......”我说，这歌唱得真好，感染人，部队里的官兵常唱它。我们伫立倾听，感受着这条小巷带来的温馨。她轻声问，你找我，为什么要找我?猝然之间，我有点口吃起来不会说话了，只冒出一句：不知道。她哧哧笑着，弯弯的眉毛在忽明忽暗的夜色中笼罩着无限柔情。她说，看父母去了，他们在另一城市。
我们在小巷里来来往往不知走了多少个回合，彼此心中都清楚这是最后一夜了，谁也不说出“再见”二字。天空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细雨，细得象丝线一样，踱到巷口看到马路已淋湿了大片，才发现自己的外衣也被雨水浸湿。不知不觉中送她到单位宿舍楼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了握她的手，毅然转身离去。她在后面喊了一声。一回头，她满脸的泪水。她说，你要走了，不能再和我在一起了，你会忘记我吗?我说，写信给你。
第二天，我乘坐运兵车离开了这座城市，她只是在列车启动的那一刻，远远地出现在欢送的人群后面，看我消失在东方才露出的鱼肚白里。回到部队，我就给她写信，她很快回复了，以后基本能保持每星期收到对方的一信，谈工作、理想、将来以及各自对生活的理解。半年后，她在信中谈到，她大哥在老山前线的对越作战中伤残，回到了她生活的城市，父母不同意她将来离开那座城市而到其他地方生活。得知此消息，我莫名地沮丧了好多个日子，不清楚自己是否曾坠落过爱河，或是不想因我而使她有伤痛。总之，她连续给我写了很多封信我都没回，我俩就这样渐渐地淡出了对方的生活。
六年后，我又遇上一女孩，对她缓缓地讲述着这段已远去了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浅笑着，嫩润的嘴唇吹拂着杯子里飘浮的茶叶，杯中的热气在我们之间氤氲。听完故事，她说，我想结婚了。
多年后，我公差路过那座城市，来到图书馆门前的马路上寻觅当年的印迹，除了悬挂在大门一侧的牌子还认识之外，所有原来的一切都不见了，对面那条幽深的曾经飘荡过歌声的巷子也荡然无存。看到忙碌进出大门的人们，我期望这之中有她，更期望她能认出我。踟躇了许久，我决定不去见她，决定乘坐夜间的列车离去，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我知道，我们期许的爱情，是要带我们去那个叫地老天荒的地方，而那一场爱情，只是要带我去那座城市见到那个有着天使般笑容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