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回乡送别一位叔叔，在村外的地头看到一块块墓碑。仔细盯了上面的字看，是意料中的失望，没有那个刚刚得知却无比熟悉的名字。
直到今天，才知道，我的曾祖父竟死于一碗和子饭，乱刀扎遍周身!
我往上，只能延伸到我爷爷那里，所以，对于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未曾问过一丝一毫，更不知道在他身上还有如此血腥的往事。听母亲讲过曾祖母，她结婚后与这个寡居的奶奶住在一起，有六七年。还有我的姑姑，她也偶尔说到她的奶奶，因为她没有见过她的爷爷，即我的曾祖父。70年后的今天，姑姑把听来的故事讲给我，那个下午，她哭了。
那段日子，曾祖父一次次嘱咐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啥也不要顾忌，保护好两个孩儿!”他说的两个孩儿，其中之一就是我的父亲。日本人进村如家常便饭。父亲才不到两岁，他一次又一次，与我的大姑姑一边一个惊恐地坐进我爷爷的挑担，慌乱地从家中奔向大山里。
那个午后，人们像往常一样跑向大山深处。可是半路上，曾祖父却改变了主意：“你们先走，我回去把那碗和子饭喝了。”我一遍遍想，我的曾祖父，在嘱咐过儿子啥也不要顾忌之后，为什么还要回头喝那一碗和子饭?
人群中，他勇士一般反其道，逆风而跑，逆流而奔。向着家，向着锅台，向着一碗和子饭，他极速奔跑。亲人们弃家而去。他无牵无挂，大步流星，带着满身饥饿的力量，带着对小米的疼惜，向着家，冲刺。他一定是刚刚从地头回到家，跑出去又万般不舍那碗来不及端起的和子饭，也或许，隔三岔五的奔命，让他觉得依然可以侥幸一次。总之，那个时刻，一碗和子饭的诱惑胜过生命的威胁。
他如愿，赶在日本人之前，端起那碗和子饭。
多么喷香的一碗和子饭啊，就是他一路奔向的那个味道，就是老伴手里的味道，就是灶台边温暖的味道，就是儿孙们簇拥的味道，更是饥肠辘辘胃里急需的味道。
可是，一饮而尽的姿势的他，被日本人堵在屋里。他或许更希望，喝在嘴里的，是一碗浓烈的酒。
肠胃的惬意，戛然而止。我的曾祖父，他不慌不忙，就在日本人面前，从容喝完那碗和子饭，如饮酒一般酣畅。之后，他摔碎那只给了他最后温暖的碗。
爷爷们发现他时，不粘一粒米的瓷片们，碎裂在他的腿边。曾祖父千疮百孔的身体，浸泡在自己的鲜血里。
就像一塊好好的布，被一刀一刀划破。姑姑一手捂着心口，一手从脸到身体上下划动，形容她听到的爷爷。
血，还在流，奔60岁的曾祖父，以血的形象出现在家人面前。
姑姑就是讲到这里，一边落泪，一边大口喘气，说那个连大气都不敢出的年代，哪里敢痛快地哭?她带着恨、带着怒的大声叹息，像是将自己父亲当年堵在心里的山洪畅快打开，让委屈与遗恨决堤而出。
扔下挑担的爷爷与他的哥哥，迅速推开母亲，把他们的父亲裹进破席子，悄然抬进对面的山坳里。曾祖父的三个女儿出嫁在外边的村子，还有两个小儿子不在身边。几个小时的时间，曾祖父完成了从去世到出殡的所有仪式。他全部的孝子，就是我的两个爷爷。他们抬着这具沉重的躯体，一前一后，用沉默的眼泪，护佑着父亲的身体。
一个简易的坑，安放了他们的父亲，心头唯一释然的，或许是父亲胃里还有一碗和子饭暖身。
回家的路，血迹斑斑，泪水涟涟。
姑姑说，曾祖父被抬走时，甚至没有洗把脸。
夜晚，一家人收起灶台边的碎片，铲除过血染的地面，围坐在屋里，胆战心惊地猜测着曾祖父的死。曾祖父的身上，从上到下布满刀眼。曾祖父走了，性格还在。他们知道，一定是暴脾气的曾祖父激烈地反击了日本人。鬼子进村，无非是想寻找八路军，无非是让老百姓当带路人，无非是寻找粮食。曾祖父不仅不会做，或许早想当面发泄一下埋葬在心中的愤恨。也或许，他还大喝一声：“即便死，也不能让亲手种下的粮食喂进狗嘴里!”总之，曾祖父一定是气壮山河，慷慨激昂，句句刀箭般穿心。
刀，在鬼子手里。带刀的日本人，怎能容忍被一介草民如此辱骂，如此轻视!于是，钢刀齐刷刷冲向他的肉体，速度比他奔向一碗和子饭快上千百倍。曾祖父一定是边倒下边痛骂，钢刀才越来越愤怒，直到血窟窿布满周身，直到他再也无法出声。
那个晚上，曾祖母一定哭着骂了曾祖父，骂他一如既往的倔强，骂他把性命丢在一碗和子饭上。然而，这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为一碗和子饭折腰，却不会为一条命向鬼子低头。
在我的家乡，一定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的先辈都以这样的方式壮烈地死在脚下的土地上。他们不是杀敌英雄，却死得荡气回肠，骨气长存。
1968年，曾祖母去世。那一年，我爷爷已经54岁，即将到了他的父亲去世的年龄。他们携儿带女，跪在父亲被挖出的零乱尸骨前，在旷野中痛哭流涕。
母亲记得清楚，那一天，是腊月初九。山里的寒风，彻骨地吹。
血淋淋的曾祖父，终于入了棺木，有了从未盖过的崭新棉被包身，温暖地与老伴一起，庄重地在寒风里体面上路。
24年后，他崭新的棺木后面，孝子贤孙排了长长的队伍。然而，哭声最痛切的，还是我的爷爷与他的哥哥。
我的两位爷爷，把父亲埋入土里，又挖出来，再埋进去。在一次比一次隆重的仪式中，安抚着父亲身体的痛楚，告慰着父亲在饥饿中含恨离去的魂灵。
爷爷说的，就是他挑着我的父亲与大姑，回头还要一把将矮小的奶奶夹在怀里;爷爷还说，那副挑担随时就在炕头边，一有消息便飞身下地，把睡眼蒙眬的孩子塞进挑筐里。爷爷的故事不仅没有伤悲，倒让我们这些幼小的孙辈越听越有趣。爷爷的故事里，唯独没有出现过曾祖父。现在想来，他当初间或紧锁的眉宇里，他血泊中的父亲，一生都被死死压在他的眉宇里。
今天，我听得惊恐万分，痛心疾首。因为那是1944年，因为再过一年，万恶的日本鬼子就要耷拉着脑袋滚出这片土地。我的曾祖父，他的胃若可以忍一忍，他的倔强如果可以收一收，便能看看这新社会，便可以与我的曾祖母一起，在温暖的炕头上进入1968年。
一碗饭，一条命。这，或许就是曾祖父的命数。
我的曾祖父，名叫蒋从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