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腐跟养猪掺和在一起，是乾隆皇帝与和珅的一大发明。具体讲，就是明知某官员贪腐却不查处，单等其贪腐累积到一定程度，再籍没其财产，入乾隆的小金库内务府广储司。这个过程，制度职能由监督变监视，惩戒变敛财，结果也只就是越反越腐。
何以会越反越腐?原因在“一个人说了算”的皇权专制体制，皇权体制的反腐，前提永远围绕着有利于皇权稳定打转转。这种情况下，“顶层设计”者在遏制权力实施过程中，面对防止腐败这一现实，推行的是“花钱买安全”的“议罪银”制度。操作中，就是对有贪腐行为的官员，先用钱来“议”一下赎罪价格，达成监督与被监督者都能接受的共识。监督部门表面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则跟养猪一样，把涉贪官员从小贪型“瘦猪”培养成大贪型“肥猪”，再交监督部门“宰”掉!反腐如是，由“雷声大，雨点小”始，陷“越反越腐”泥沼终。
然而，历史地看，乾隆反腐败，也不是只做样子给人看，恰恰是有清一代，历朝中决心最大、执法最严、被惩处高官最多：仅查处总督、巡抚这类封疆大吏，就有30多起，20多名省部级高官被绳之以法。根本来讲，乾隆朝的官场腐败，呈现出前朝不曾有的“大案多、要案多、窝案多”的特点。概因官员明白，专制皇权体制是金字塔型的运行机制，乾隆皇帝站在金字塔的最上层，国事“一切决于上”，和珅站在乾隆之下，掌管吏部决定封疆大吏以及每一位官员的命运。“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对下一级官员来讲，上一级官员就相当于“皇帝”。因此，官员们一级一级地想尽一切办法向上送礼邀宠、固宠便成常态;金钱、美女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权力寻租也便像瘟疫一样浸润着社会肌体的每一个角落。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王亶望“甘肃捐监冒赈案”，乾隆处置涉案人员毫不姑息，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接任布政使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47名，被革职下狱的82人，免死流放充军46名，县、州、道、府、布政使、督抚被勒令摊赔42万两白银。
让乾隆皇帝大跌眼镜的是，代表朝廷执行查抄王亶望家产的浙江巡抚陈辉祖，竟然把王亶望贪墨的金子“偷梁换柱”成银子，所贪墨的大批珠宝也不翼而飞。事实面前，乾隆皇帝终于明白：宰“肥猪”式的反腐终非长久之计，“议罪银”制度也不过“饮鸩止渴”而已!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甘肃“捐鉴冒赈案”刚告一段落，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便接踵而至。这一次，乾隆反贪的态度，与一年前相比，有了明显变化。他对办案人员下谕“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只要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其罪可从轻处理。”经查山东各州府亏空库银计200万两!对贪腐20万两的山东巡抚国泰，知情不报的布政使于易简赐狱中自尽。180万两的亏空库银，按《大清律》贪银1000两问斩监候律例，将有上万名官吏涉案贪腐，乾隆却统统按下，均免于律例追究。
至此，乾隆反腐的态度，在王亶望案与国泰案后有了明显变化。在乾隆看来，反腐于皇权稳定是手段不是目的。换句话说，为了皇权稳定，可以容忍官员的腐败。“议罪银”、宰“肥猪”反腐手段的分寸拿捏，一切都受制于乾隆的态度。然而，乾隆怎会明白，仅有态度无制度支撑的反腐，风生水起与销声匿迹的结局，都逃不脱越反越腐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