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焚书坑儒”，闹书荒，这一代人读书不易;饥不择食，逮到哪本读哪本。据说李庆西当年到手一本《农业机械维修手册》，硬是从目录到正文、到插图里外钻研了个透彻，至今家里修个吸尘器什么的，还是他的活儿。若是碰到中外小说，那就得排队轮候。有好心人将司汤达的《红与黑》拆成一二十沓重新装订，以加快流通速度。化整为零的阅读经验有点诡异了：“记得是于连被砍了头又好端端地在侯爵府上混事，打碎了日本花瓶撒丫子跑回埃里叶去爬德瑞那夫人卧室窗子，真叫跌宕起伏，真叫大开大阖，每人读的版本都不一样，随机取组的个性化阅读—这能排列出多少个组合?……起初拆开的《红与黑》凑一块儿还是完整的一部，后来慢慢缺了几沓，于是那漫漶之处就拉出了空当，没有了瓦勒诺先生更好，于连还少了点羁绊，作兴更拓开了阅读的想象空间。”
线性叙事和解构叙事表面看来是作家的创作设计，其实都是读者阅读的结果。所以，反向的阅读策略也是可行的—譬如，把李庆西的这部《小故事》读成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皇皇大著，又会怎样呢?一个叫“兔子”的主人公构成了叙事的主线：童年的兔子，跟着疗养院总务科的父亲侍弄菜园子;读中学的兔子，文理各科成绩优异上课却老是走神;在北大荒插队的兔子，在松花江畔的夜晚吹着忧伤的口琴;退休后做“住家男”的兔子，在菜场里跟熟识的摊贩闲聊天。其间又穿插了一些无名无姓身份不明的“他”或“她”，神出鬼没，若隐若现，把“他”或“她”的所见所忆所思所读(尤其是所读)，把无数的“时间碎片”，镶嵌到被称为“世界”和“革命”这样的宏大框架里，既是破碎解构的，又是线性整全的。如此暴露出《小故事》的创作野心，正不可谓之“小”。
庆西的拿手绝招是把日常市井俚俗场景，跟历史哲学思考天衣无缝地拼接起来，将浮浅与深刻、严肃和诙谐无与伦比地融为一炉，反而成就了庄子式的“逍遥游”大境界，却又如此紧贴大地，紧贴现实，紧贴时代。那个在天桥下弹吉他卖唱的小伙子：“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破旧的背囊里几乎全是书。他在读《罗马盛衰原因论》。拾荒老头说你读那么多书怎么也混成个盲流?摇滚歌手吼天吼地唱道：“我跟你说……其实说了也白说，一百年的蹉跎，几辈子修不成正果!”那个职业杀手(“刚刚在驻马店干了一票”)一边撕着烧鸡，一边讨论汉语方言里的第一人称代词：张口就带出一个后鼻音ng(?)，更显得畏葸。在乱得不能再乱的医院输液部(腹泻患者的导管没准插到挂着牛皮癣的药瓶)，叙述者安排了房地产演说家和饭局中介人的交响：“……那又招谁惹谁了?靠!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就没有老百姓的社会主义!”“我说……明儿咱们小范围内吃个饭，就你们几个局长加上我和老郑……老赵嘛，您知道他就那点破事儿……嘻嘻，没错，老时间，老地方，餐后还是老节目……”
在这一片世俗的纷扰和喧嚣之上，穿插其间类乎“读书笔记”的篇章就带出一种苍凉和凝重。与当代许多不阅读只创作的作家不同，李庆西是既创作又阅读的作家，毋宁说，他是阅读多于写作的作家(且不提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我花在别人的书上的时间远多于自己的书”)。倘若依这些“笔记”列出一个书单，会是很长很长：卡森·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加哈罗德·品特的《房间》，索尔·贝娄的名篇《寻找格林先生》和《贡萨加诗稿》，博尔赫斯的《等待》和《阿韦利诺·阿雷东多》，库切的自传体小说《夏日》和《凶年纪事》，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韦伯的《以学术为业》……注意：这些“阅读笔记”出自小说的人物“他”之手，而不是作者本人之手。人物在“故事”里阅读，阅读又影响了或转换为“故事”。这一虚构的叙述层次非常重要，将书本中的故事和小说的故事“艺术地”打通了。
牛仔拔刀子斗殴的酒吧，加上沉思冥想的图书馆，对了，这是博尔赫斯。庆西心仪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毕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性地思考这个混乱的世界?二十世纪文学的主流是用语言的紊乱、事件的杂凑和潜意识的探索来和生存的混乱相对应，而博尔赫斯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认为世界是由智力空间的形状和形象所建构的，从而发展出他小说的简洁诗学，坚持用一种智性的精神秩序来克服世界的混乱。卡尔维诺说，博尔赫斯在四十岁的时候，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他自己发明为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他假定自己最想写的那本书，早就写好了，早就由他人写好了。此后“他的每一个文本，都通过援引来自某个想象或真实的图书馆的书籍，而加倍扩大或多倍扩大其空间。这些被援引的书籍，要么是古典的，要么是不为人知的，要么根本就是杜撰的”。如此，就形成了文学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永恒的价值循环。文学文本留下了一些意象，一些情境，一些母题因子，像回声般互相震颤着，积淀到集体记忆中，而且一经出现就会被认出。
李庆西的方法在多大程度受到博尔赫斯的启发不好说，但我们看到《小故事》里“潜在文本”有如万斛泉水随地涌出，随心所欲地“援引”进兔子的生活世界。仅举《心狱》这一篇为例：叙述者有点疑神疑鬼，疑心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监视。这两天，街边的小吃摊也换了，做鸡蛋煎饼的走了，来了卖肉夹馍的娘们儿。他把老婆拽到窗帘旁，悄声说，看见那些人了吗?人家干活关你什么事儿!看样子绝对不正常。老婆撇嘴道，你总是胡思乱想。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远远的，有人牵一条宠物狗走过，那狗在马路牙子上寻寻觅觅，嗅来嗅去。似乎，一切都非常可疑。他想起鲁迅的狂人说过，“我怕得有理”。从《狂人日记》直接就跳到了《苏联的心灵》：一九四五年初冬，以赛亚·伯林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拜访阿赫玛托娃。他们彻夜长谈。她问起流亡西方的俄国作家，说到大清洗与集中营……说到罹难的古米廖夫和曼德尔施塔姆，女诗人肝肠寸断，泣不成声。伯林的叙述有时变得犹犹豫豫。阿赫玛托娃身上有一种殉道精神，乃以感受苦难的方式不断对现实进行控诉。城管来了，在跟肉夹馍娘们儿打情骂俏。阿赫玛托娃可谓一根筋，毕竟是贵族范儿。他想起“有恒产者有恒心”、“仓廪足而知礼仪”的圣贤之言。可是圣贤又说“为富不仁”、“肉食者鄙”。真是凡事一说即落言筌。窗外绿枝摇曳，肉夹馍娘们儿笑得震天动地。
这一代阅读者中，如庆西般读书之多、之杂、之深，不在少数。但很少人能像他这样，把触类旁通的阅读转换为“故事”，构筑为小径交叉的叙事花园。
经历了文化禁锢的年月，这一代人的阅读如饥似渴，因而是真正的阅读，于是阅读常常溢出为写作。从那贫乏荒凉的青春年代，这一代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图书馆，就是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向外部开放，向‘真伪不明’的书开放的图书馆，‘真伪不明’这个词的语源学意义是‘隐藏’。文学就是寻找隐藏在远方的、改变已知之书的价值和意义的那本书。就是一股拉力，拉你去重新发现或者发明新的真伪不明的书”。去寻找，去发现，去发明新的真伪不明的那本书，这是文学的宿命，也是这一代阅读者和写作者的宿命。路漫漫，其修远兮，咱还得接着跑啊，跑吧，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