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小时候，家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空酒坛，奶奶就利用这些酒坛储存大米、面粉、菜煸、萝卜丝干等农产品，酒坛密封性好，防潮防虫蛀，是非常好的储物器具。每年夏天，荸荠秧都已经下种了，奶奶还能从酒坛里摸出保存完好、果皮饱满、水分充足的荸荠给我们吃，让我们十分的惊喜。而逢年过节，左邻右舍们常来我家借用饭甑、筛子、蒸笼等用具，用以炊饭蒸糕，盖因这些用具我家一应俱全。
原来家里这些酒坛、蒸笼、饭甑、团箕等器具，是爷爷和他大哥在抗战胜利后解放前的那几年，办酿酒作坊留存下来的。爷爷年轻时，和他大哥在农事之余，都是闯江湖做生意的，在村里也算得上是精明能干之人，因此积累了一些资金，购买了几十亩田地，后来他们办了一个酿酒的作坊，生意兴旺时作坊里有三千多只酒坛。可以想象，在绿水环绕的东江河畔，青山依偎的莲花山下，一处占地面积二三亩，远远望去，方方正正的围墙上，贴着一个个如同孕妇肚皮的空酒坛，无须做广告。
酒厂，根据酿酒的工序被分割成不同的车间，各处有序摆放着，很是幽深，回归恬静的手工酿造，无不透露着原始、野性、粗拙、古朴之风。那里有，用于拌曲散发着曲香的团箕;那里有，用于发酵透着淡淡酒香的七尺土陶缸;那里有，用于煮饭冒着热气的饭甑;那里有，用于封口的箬叶和黄泥，榨酒的酒袋……酒香、饭香、曲香四溢，回绕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制曲、蒸饭、发酵、压榨、过滤、煮酒、储存、勾兑、灌装，是酿制黄酒的传统工艺。
“啄黍黄鸡没骨肥。绕篱绿橘缀枝垂。新酿酒，旋裁衣”的气象，让爷爷对生活充满期待。但酿酒行业，在那个年代，是个税负很重的行业。诚实经营，照章纳税，以及同行的竞争，利润十分有限，甚至亏损。家乡临解放时，爷爷的酿酒作坊亏本了，为了还债，兄弟俩卖了一些田产，作坊也关闭了。但也因祸得福，土改时，爷爷没有被划上地主成分，在以后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因此而少吃一些苦头。
爷爷本是兄弟三人，抗战前，兄弟仨在螺洋街开了一间粮食店，前店后厂。几年下来，积攒了一些钱，日子过得比较宽裕，算是小康人家。但好景不长，很快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人全面侵华，地处浙东一隅的家乡，虽没有被日本人全面占领，但很快成了前线，常有日本飞机掠过家乡上空，轰炸人口密集的集镇、县城。仅1938年黄岩县城就被轰炸了十几次，爷爷的二哥，就死于1938年9月24日的那次轰炸。消息传到家里，全家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爷爷和他大哥连夜赶往县城，收殓起他二哥的遗体，雇了一辆车拉回老家安葬。这起家族的大事，从此也多多少少改变了爷爷今后的人生。打那以后，爷爷参加了县政府组织的军事训练，由于爷爷的积极训练，取得很好的成绩。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爷爷回到乡里成为全乡的民兵教练，每个月可以领八块大洋的津贴。
但，这也成为爷爷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斗的缘由。因爷爷一辈子只干过好事，没干过坏事，拿国民党大洋时是在为国家做事，那些批斗他的人挖掘不出爷爷的罪行劣迹，因此爷爷的被批斗大多数是陪斗。胸怀坦荡、心情开朗的爷爷，熬过了一次次的批斗。
城镇实行手工合作社时期，因为有酿酒的手艺，曾经有镇上的国营酒厂要爷爷去酒厂工作，爷爷因为留恋家里的三十多亩土地，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也因此将我父亲以及我两个叔叔的命运彻底定格在土地里，而我们这些爷爷的第三代孙辈们，只有在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靠自己的努力读书，考上大学才跳出了农门，书没读好的，继续做农民或者进城打工或者步爷爷辈的后尘做些小本生意。
爷爷是附近七里八村酿酒的好手。每年冬至前后晚稻成熟收割，附近的乡亲都来请爷爷去为他们做老酒，爷爷都是为乡亲们义务服务的，回来时总会带几个炊饭团分发给我们，那兴奋劲不亚于过年得到压岁钱。忙完了别人家的，爷爷也给自家做酒，有一年贪吃的我偷偷地从酒缸里舀了一大碗喝，结果醉得睡了一天，从此，我晓得这米饭泡在水里经历岁月发酵的黄色液体的滋味了。
爷爷善酿酒，也好喝酒。据爷爷自己讲，他年轻时能喝一壶高度白酒，爷爷此话并无夸张成分。我们小时候，家乡尚不富裕，过年前自家酿的这点老酒，只够喝到开春时节，而购买老酒、酱油、米醋等需要凭票，限量供应，那时爷爷只是偶尔喝点酒，谈不上畅饮。后来经济开放了，物质丰富了，爷爷也能时时买酒喝了。我刚参加工作那会，爷爷已近八十岁，我们给爷爷敬酒，老人家一餐喝下四五两白酒，略事休息几分钟就去下地干活了，而我喝个二三两，却要昏昏然睡上一下午。晚年爷爷一天两顿酒，后来一天三顿酒，只是量逐年减少，酒后吃饭才能下咽。爷爷说他一辈子从没有喝醉过，无论是到别人家做客，还是居家招待客人，不是因为爷爷有不醉之量，而是爷爷能恰当把握分寸，一斤酒量喝七分。确实，我从小到大没见爷爷喝醉过。
爷爷做人如喝酒，有度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