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长期流传，“天下”被改成了“国家”。这不是顾炎武的本意，而且正好相反，顾炎武的原意是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责的。按《日知录》明明是这样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引语中间删节处是批评魏晋之士无父无君的话。这是顾炎武的儒家正统思想。姑存不论。他的本意很清楚，“国”指的是政权，政权的兴亡，也就是改朝换代，那是在位的皇帝与大官们的事;“天下”指的是道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民族精神，社会正义，那是“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说这话的时候是明末朱家朝廷将亡之际，有一些士大夫已经纷纷降清，如钱谦益之流。顾对此十分愤慨，认为统治者荒淫无道把政权给折腾完了，我们没有责任，但是“匹夫”应该坚守的是道义原则，不论谁入主中原，这一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士”的气节。其实他所谓的“匹夫”还是指士大夫，只是暂时在野而已，真正的黎民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是无法负起这种道义责任的。
从何时起“天下”变成了“国家”呢?我没有考证，估计大约在晚清时期，眼看列强环伺，清政府无力保国，民间仁人志士蜂起，不论是否喊出这一口号，心中都存此意，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责任。那时的“国家”绝不是清廷，而是中国的疆土，实际上那已是西方的主权、民主、宪政等概念输入之后，这种“匹夫有责”的观念导向了通过革命，推翻朝廷来救国。
根据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流传最广的时候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个口号确实深入人心，而且覆盖到每一个人，包括贩夫走卒，农夫农妇，此时“天下”和“国家”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精神上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与现实的保卫主权和疆土是一致的。那是非常时期。然而在平时，细想起来，在专制制度下，“匹夫”对政事既无知情权，又无参与权，如何能负起责任?责与权应该是相对应的，这是公民社会的观念，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过顾炎武也已认识到，国事只能由在位的肉食者谋之，“匹夫”是无法负责的。至于道义上的担当，也就是他所说的那个“天下”，似乎古今中外的“士”(略相当于知识分子)都是引以为己任的。为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或道义原则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中外史籍都不乏例证。专制统治者一方面剥夺民间人士为“天下”负责的权利，遇到危机时却又要他们对“国家”负责，其得可乎?
还有，顾炎武所说“率兽食人”，当然不是真的有人领着野兽去吃人，而是出自《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顾炎武如看到那些讲究的“宠物医院”，同时许多人看不上、看不起病，不知会作何感想。即便不是“率兽食人”，至少也由于“仁义充塞”之故，当属“天下”范畴，因此应在“匹夫”责任之内。但是，我辈“匹夫”怎样对此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