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给王国维和梁启超这些学有根底、历经世变的学人带来的心灵震动，超过了辛亥之变。
王国维投湖自尽，与其说是为过去殉葬，不如说是对未来的绝望。在风云激荡的时代大变局中，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恐惧，冷静地选择了离世。与王国维不同，梁启超一生常处在政治漩涡中，对世变的承受力也更强一些，但从他写给女儿的家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内心波澜。但他仍想为未来用力，也就在这一年，他对同门师弟伍宪子说了两点想法：一是做人方法，在社会上要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要造成一种适应新潮之国学。他思考的重点还是人，培养人才，转移风气，建立新学术路数。这和他一贯的思路也是吻合的。
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虽然仍寄望于“新人”，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难的不是新人，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这一解读并未触及他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国民”都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伍宪子只是从个体修养的角度去理解，忽略了他当时提倡“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时代处境，1927年，藏书家叶德辉在湖南被戮的消息令人震惊。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想，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尚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