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听人错将古建筑的抱鼓石与门簪指称之为“门当”与“户对”。按照古建筑学家刘敦楨在《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的考查，门簪一般都是一到二对，它和抱鼓石一样，都不能表示门第的高下。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所谓“书香门第”，是在东汉末年的动乱以后，那些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的家族，为社会所仰望，成为政治、经济上的特权阶级。而凡门第必有家学，无家学即不成其為门第。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也可以算是一种选举制度，但以家族為基础而盘踞於地方的门阀士族，很快就垄断了荐举权，于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渐渐成了定局。到了魏晋南时期，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况，皇帝也必须依靠他们的支持。
唐柳芳《氏族论》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為之。”这些盘踞于地方的门阀士族自视甚高，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梁武帝时，侯景上表要求娶王、谢大族之女为妻。梁武帝问书说：“王谢高门，非君之偶，可斟酌朱异、张綰以下诸大族的女儿。”气得侯景发狠说：“待我得志，必将吴境子女全部配给兵士当奴仆!”王珣娶的是谢万之女;王珉娶谢安之女;王僧达娶谢景仁之女，这就叫门当户对。所以鲁迅说国骂“他妈的!”是寒门出身者表现了对于门阀制度卑劣的反抗。
《氏族论》说：侨姓以王、谢、袁、萧为大;吴姓以姚、王为大;山东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郡姓以杜、韦、裴、柳、薛、杨;代北虏姓则竇、元、长孙、宇文、于、陆、源。侨姓、吴姓、两个郡姓加虏姓合称四姓，“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选。”以前大家都重视修家谱，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又有新发展，《梦溪笔谈》说：“印度有种姓制度，自后魏据中原，此俗遂盛行於中国”，后魏佛教大盛，所以也想借鉴印度的这个制度。陇西李氏自认為是大姓，听到这个风声，恐怕入不了高门，于是星夜乘明驼，急速赶到洛阳。可惜“四姓已定”，所以被人戏称为“驼李”。与印度不同的是：三世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就像强盗分赃一样。但毕竟和印度国情不同，他们相互间也不容易买账，于是又“定以博陵崔、范阳卢、陇西李、滎阳郑為甲族”。最后越来越多，“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谓之士族，此外悉为庶姓，婚宦皆不敢与百家齿”。
门第观念一直影响到了后世，《西厢记》中，老夫人也因为“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於贼中。”所以愿意：“两廊不问僧俗，如退得贼兵的，便将莺莺与他为妻。”在老夫人眼中，这自然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权宜之计，万不得已的时候，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但那也只不过比陷于贼中略好一点而已。南朝梁沈约的《奏弹王源》中说：东海王源将女儿嫁给富阳满氏，“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现在两家联姻“士庶莫辨”竟然成了“实骇物听”的严重事件了。所以老夫人事后要毁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唐朝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也因袭魏晋南北朝旧例，以李姓为第二，唐太宗大怒。最后以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滎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并称“五姓七族”，宰相的李义府因不属“五姓七族”，要为他儿子向河东崔氏求婚时，自然遭到了拒绝;《隋唐嘉話》甚至记载，唐太宗让侄女和静公主嫁给了薛元超，薛元超居然说：“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唐高宗时，武则天当政，让许敬宗修《姓氏录》，“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被讥为没有品味的“勋格”。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因为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所以禁止他们相互嫁娶，以致使他们连婚礼也不举行，悄悄把新娘子送去同属望族的夫家。
柳宗元出身于河东柳氏，所以称“柳河东”。杜甫从他曾祖父起，就由襄阳迁居河南巩县，却自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是因为关中郡姓杜首;韩愈是河内河阳人，却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也因为昌黎韩氏门第比较高，他们也不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