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于我，已经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将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却在最近的十余年来，无论是写作之后，还是写作的过程之中，我都不能再在写作中得到怎样的欢愉。之所以还这样一天天地坚持写着，是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都不允许我再有一次职业选择。
和活着必须吃饭一样，写着是为了证明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呼吸和走动，还在和朋友、读者交流和私语。还有着和人掏心说话的愿望和可能。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写作了，那不等于我已经死去，只是说我已经不愿意再和人说话交往;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发出自己独有的声响。
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我已经魂灵出血。
家乡的那一隅土地，除了早已安葬了我的爷爷、奶奶之外，我的父亲也在黄土之下静静的躺了二十几年，怕现在透视父亲的坟墓，腐骨和棺材都已经和黄土水乳交融。而我的母亲，也已经七十几岁，每当想到她人生最后的一幕，我都会不寒而栗，长时间的无言无语，感到生命飘零的无着无落。姐姐、哥哥、嫂子和我的那些侄男甥女，他们是我与那块土地痛心的牵挂。我总希望他们能比周围的人活得好一些，可我的写作给他们生存使去的努力，无异于一缕淡光企图照亮黑夜一样。最终，他们依然还是他们。那种烦乱艰辛的生活，也还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家庭和我身处的这个混杂阔大的北京，因为妻子、儿子日常间的烦恼和微笑，让我感到了我与这个京城的世界最为细微的联系。如若不是这些，北京与我，将会是沙漠与孤独行走的一只骆驼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某个深夜，我独自漫步在长安街上，内心对京城和都市的憧憬，还如朝阳对大地的贪婪。可是现在，我对北京膨胀、繁华、现代的大街小巷，都感到隐隐的厌恶和慌恐。
从懵懂记事伊始，直到我四十岁左右，每每想到死亡，内心都有着颤栗的恐惧。可是这几年，渐渐地觉得面向死亡，竟可以坦然对待。前年八月，独自在北京五环外的十三号地铁线上漫步走着，被夕阳一照，我突然有了一个卧轨的念头，并且果真在那地铁路上站了许久，直到火车从我身后隆隆驶来，钢铁的声音砸中我的脑壳，我才从铁轨上慢慢走开。去年和一个朋友爬上香山，站在悬崖边上，我又幻出纵身一跳的念头，并且觉得那崖下山清水秀，风光独好。就是前些日子，我在写着我小说中无家可归的一个人物，偶然离开书桌，看到窗外楼下的一起车祸，还觉得我小说中的人物不是没家，而是他已经在生活中真正迷失，为了贪婪生命而苟且的活着，连近在眼前如车祸那样真正的一条回家的途道，他都已经视而不见。当然，这些一闪而失的念头，大约不会引导我走向另外一条途径。我知道就是为了我的儿子和老家晚辈那些甥男侄女们，为了让他们多唤我一声叔叔或舅舅，我也会安然地活着。可是，对死亡的恐惧仿佛已经消失，甚至觉得每每想到死亡，都会有一种内心的慰藉，飘冉冉地升上来，这不知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怀念某些时候，面对现实，我是多么想在现实面前吐上一口恶痰，在现实的胸口上踹上几脚。可是现在，现实更为的肮脏和混乱，哪怕现实把它的裤裆裸在广众面前，自己却也似乎懒得去多看一眼，多说上一句了。
面对爱情和仁慈，曾经哪怕是一片仅有的绿叶，自己都会把它看做是旺茂的春天。可是现在，哪怕果真是一片旺茂的春色，自己都会怀疑这是冬天捐赠给我们的一种欺骗，一种伪色。
朝现实的胸口踹上一脚的勇气还在，却是没有了力气。愿意在仁慈面前双膝下跪，就像跪在祖先的坟前一样，却又分辨不清仁慈的真伪。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淌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糙或细腻、节简或多余的文字，成为魂灵出血的声响，成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可是，总又拷问自己这些文字存在的理道和依据。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文集时我曾经为过去作品的粗糙而叹息，说过回头一望而伤感的话。现在，十年之后，再次出这样的系列时，我不为我的作品而伤感，只为这个世界和我只能面对这个世界而写作感到伤感和无奈。十几年之前的写作，作品多有重复粗糙，却也多有情感和真挚;十几年之后的写作，面对读者，就是批评如潮，唾液飞溅，我都不再汗颜和自责，因为只有我明白，我也坚信，我的小说确实是我灵魂流血的一种汩汩之声。
需要警惕和告白的是，当灵魂之血流干之后，我能否把我活着但几近腐枯的身躯中的那点骨髓，当做最后的墨汁，能否在无力与人言语时，让我的笔从手中消失而真正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