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良其人
张良，字子房，后因功就被汉高祖刘邦封为留侯。他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1](P2033)后遇秦攻韓灭之祸，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却失败后更名匿下邳，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开端性人物——“圯上老父”，老父送其太公兵法并预言“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1](2035)，而博浪沙事件也使张良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历史洪流。
张良在参与农民起义投奔景驹的过程中“道遇沛公” [1](P2036)而从之，后一直跟随刘邦出谋划策，刘邦也“善之，常用其策” [1](P2036)。张良始终在刘汉王朝建立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宋人黄震赞“利啖秦将，旋破峣关，汉以是先入关;劝还霸上，固要项伯，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攻齐，汉以是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劝连布、越;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卒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中，垂安后世;劝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2](P383)这段话详细概括了留侯一生中的主要功业。后张良“学辟谷”杜门不出，走向了远离政治的求道之路。张良的一生就是用谋略来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生，如宋代真德秀言 “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位，而其功实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其汉而下，为诸葛孔明略相伯仲。”[3](P353)张良虽未及宰辅之位却做了功高之事，有做“帝王师”的神机和深远智谋。
二、张良三维形象
一般认为，张良的一生包括三个阶段，即“为韩报仇强秦”的游侠阶段，这里表现出的张良是勇敢的，年纪轻轻不畏强秦的快意恩仇，同时他也是幸运的，抛开黄石老人事件的神秘性和真实与否的可能性，遇到黄石公授《太公兵法》是其实现人生价值的开始。其次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 [1](P2049)的功成名就阶段，这里表现出的是有智谋的忠心功臣，面对着相知甚深的刘邦，张良为汉朝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豪情。最后是“从赤松子游” [1](P2048)的功成身退阶段，这里表现出的张良是不贪求名利的，激流勇退，洒脱归隐。
从张良一生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身份来看，主要是“侠士”和“谋士”和“隐忍之士”。“侠”，夹人者，引申为助人，即仅靠自身力量帮助别人的人。在子房的一生经历中最明显的就是从博浪沙刺秦事件中表现出的“侠”气。无论是因“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1](P2033)还是其他未知原因，年少未事韩的张良能够以全部财产为韩国复仇，就已经展现了他的侠风气质和讲义气的行为风度。张良隐藏逃捕后，自顾不暇有可能被发现的危险下还帮助隐藏杀人的项伯，可以说又一次展现了侠气之风。后来陈涉等人起兵时，“良亦聚少年百余人” [1](P2036)，如果没有侠气支撑的意气风发，就没有道遇沛公的同建霸业。
所谓“谋士”，即以谋取士，用自己的智谋为王侯霸业服务，从而达到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理想。《史记》中多次提到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留侯世家》就主要是围绕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来写的，传记中共计了张良献策愈10次，如“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1](P2036)“良曰：’……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1](P2037)“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 [1](P2042)“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 [1](P2042)，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从张良受黄石老人“太公兵法”开始，张良的形象就走上了铺好的足智多谋的轨道，司马迁为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一个以复仇失败者登场，以功成身退的政治家退场的谋士形象。
另一个身份就是“隐忍”之士了，通常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叫隐士，张良的“隐”很难定义。在博浪沙事件后，张良改名换姓隐于下邳，这里只是身份上的“隐”;汉朝建立后他似乎是隐于朝者，身为官但不问政事于家，但当朝廷之事急需他时又为之谋划，这是心理上的“隐”。至于说“忍”，从刺秦失败后的逃匿候时机到忍下圯老人之无礼为之穿鞋再到忍利禄的诱惑，张良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不为一时之愤和欲而送掉性命。虽然张良的刺秦之举过于鲁莽，但年少轻狂，正如苏轼在《留侯论》中的精彩评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4](P606)苏轼看到了大勇之下必有大隐忍以成其志，隐忍者，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隐而不发，忍而不惧，待天时以蓄力一击。
司马光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何身者，子房有焉。”[5](P195)张良正是因为“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略，还有其受黄老之学影响的明哲保身，才使其堪称“王者师”而成为渴望建功立业者的偶像。 三、張良形象的价值矛盾
《史记》虽是秉持着不虚美隐恶的实录精神，但也从情感出发为文，司马迁关注着每一个拥有个人价值的不分尊卑贵贱的历史人物，张良就以一种丰富完整的生命体走入我们的视野。黑格尔说过：“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 [6](P303)，无论何种情况下，人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风云变幻的秦汉乱世，诸多身份与复杂的人格生成都在张良的形象下展现出矛盾与对立。
首先是独立人格与依附汉王的矛盾。这主要是从张良身为谋士和刘邦身为谋主的角色出发，作为单一的个体，张良毫无疑义地是一个拥有智慧和强烈自我意识的有识之士，但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理想，他也涉身政治依附统治阶级。谋士首先是从“士”演变过来的，战国时期士人的人格相对独立，为实现人身价值而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这一时期的谋士主体就表现鲜明的主体和独立意识。秦汉时期君主权威趋向于高度集中，谋士们已经很难脱离政治而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一方面统治者需要谋士出谋划策以定国家，另一方面，谋主又掌握着谋士的命运，许多谋士的结局往往是由政治而成的悲剧。张良在辅国以成策谋的过程中，始终以较为平等的姿态为刘邦献策，保持了较为独立的人格。
其次是退身保全与不退被杀的矛盾。司马迁是肯定士人建功立业的，但不能沉迷于追求名利不能自拔，这一点应该是符合孟子所说的不因贫和武而屈服移志，明智的谋士应该自尊自爱，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价值，在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后，不媚俗而身退避险。这一点上正体现了张良的杰出智慧，看透了“物盛则衰”“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做到了隐于朝廷，既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又退出政治中心旋涡而避免了韩信一样的下场。对比那些争名逐功的大臣，无论是出于身体的体弱多病还是主观上的求全避祸，这样功成身退的结局都是谋士人臣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张良身上所凸现的理性明智和不贪求富贵功名的品质某种意义上是以道家“功成而弗居”的哲学对待以寻求自我保护。“在‘兼济天下‘之后选择‘独善其身’，上而能下，信而能诎，往而自返，在超然自足中轻轻退到社会急流的背后，主动把目光从外收向内，以得全身而终”[7](P50)
最后是干预政治和统治者专制的矛盾。这点又是附于第一点的依附矛盾表现出来的，张良通过为刘邦建言献策来参与政治，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助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责任，为国家的稳定、君主的统治和危机的化解贡献自己的智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刘邦作为一个谋主和领导者，善于纳谏，能重用人才，最小程度地减小了张良干预政治的危险。张良自身的做法也在干预政治的同时避开了对统治者威严的侵犯，首先张良不掌握实权，不像韩信手握重兵还自请齐王。其次是张良善察人心，汉立之前仅作为出谋划策之人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刘邦坐拥天下之后便退居幕后演绎着隐者的身份。他很少参与谋划和卷入刘邦家事的漩涡，在行动上呼应了自己不慕高官厚禄的想法，很好地解决了参与政治与君主权威不可侵犯的矛盾。
四、张良形象的造就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没有司马迁就没有《史记》，而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史记》中的张良形象塑造也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的一种审视，必然通过创作反映出他对某种精神的追求，同时张良的形象又与司马迁的人生经验与文学创作相融合，产生出实录基础上生命的再现。程金造先生在《史记管窥》中说：“窃以为司马迁著书，是用具体事实，来表明自己思想、政论和史观的。书中著出了国家治乱、人事成败变化发展的因果关系，表现出他对时人、实事为是为非的看法。”[8](P45)可见，张良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偶然的，透过这拥有高人智慧的人物，以神秘的光环感受士人的心态。
从张良自身的性格和形象产生看，他出生于贵族之家又有着接触社会的生活阅历，相比于单纯的贵族子弟或者下层农民必然因为丰富的经验在政治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其次作为张良一生中关键转折点的受《太公兵法》事件，使道家思想逐渐深入地影响了其性格。正是有了道家无为自然观念的影响，张良才能在积极入世之后避世离俗，避免了深陷政治牢笼而性命堪忧的可能，成为追求建立功业的士人心中神仙式的人物。这正契合了张良的“隐”士身份，从学习《太公兵法》立志建功立业起，张良就不自主地接受了道家的出世之道。因此张良总是以智谋绝伦的王者师出现在人们的思维中，司马迁对人物描绘的独特安排，对于不同人物形象人格的阐释，都提醒我们在看待张良的形象的同时，顾及到时代环境下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