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同时是鲁迅写作《野草》的内心矛盾时期。文本立足于启蒙视阈下，借助“肥皂”的双重象征意义，解读小说中鲁迅对启蒙的可操作性与悲剧结果的深刻思考，以及在希望与绝望间的矛盾挣扎。
关键词：肥皂;象征;启蒙;矛盾
《肥皂》发表于1924年3月，后收录于《彷徨》。对《肥皂》的分析，大多针对四铭这一人物，或批判其虚伪扭曲性格，或讽刺其封建卫道士身份，或借以揭露国民劣根性。关于肥皂的象征意义，温儒敏在《<肥皂>的精神分析读解》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它“带有相当的实验性，甚至可以认为这是鲁迅的‘实验小说’。鲁迅的目标是要以潜在的‘性心理’活动为主线，写一篇纯粹的精神分析小说。”[1]所以肥皂象征四铭对乞讨女的“性幻想”，之后他买肥皂、回家后斥责妻儿、与何道统卜薇园拟征文题目都源于四铭的封建道统与内心情欲的矛盾驱动，鲁迅借此揭示封建道统的虚伪，批判旧思想。这一说法对肥皂的象征意义做出合理阐释后，未在思想层面进行分析。鲁迅曾说《肥皂》“自认为是他的最好的小说之一”，[2]而穷尽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改造与启蒙的鲁迅不会把这样一篇小说纯然当做精神分析的实验品，所以有必要回到启蒙视阈中思考其深层意味。朱崇科在《<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_鲁迅<肥皂>精读》中对肥皂的象征及隐喻意义深入分析，认为肥皂作为一条主要线索，联系四铭的物质精神分析，隐喻了中西方文化位次的升降、更迭与融合，以及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民族寓言，并预示着现代性的可能胜利趋势及对传统男权中心的复杂渗透与削弱。[3]作者站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解读，与社会连接紧密，但有脱离作品产生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环境之感，前者解读于今有益，若要理解鲁迅的深刻，仍需联系其启蒙性来思考。[4]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评价鲁迅为“提倡启蒙，超越启蒙”，[5]这样的概括简练而准确;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分析《野草》的结论是失望与希望之间的矛盾，[6]基于此番理论，重新思考《肥皂》一文中“肥皂”意象，它应有两层象征意义：对四铭而言，是性心理的象征;对鲁迅而言，则象征着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以启蒙为主题的西方文化。而整篇小说，是鲁迅在提倡启蒙之后，对启蒙的可操作性和现实结果做的深层又矛盾的反思，它远在启蒙之上，显示出鲁迅独到的超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深刻思考，使鲁迅无法摆脱绝望与矛盾的内心纠结，始终在“抵抗绝望”的孤独与悲凉中。
毋庸置疑，受尼采哲学“上帝死了，个体醒觉并解放，一切价值需要重估”的影响，鲁迅一生都在极力倡导启蒙。耳濡目染时代的个体与社会悲剧，鲁迅深知不启蒙无以自救与救亡，所以肥皂作为一种具体的西方舶来品与西方文化符号，无疑是被接受的。继而他还想到，群众怎样接受、是否真正接受了?间中又折射出国民怎样的文化心理结构?它与启蒙的矛盾能否解决?
从启蒙的对象分析，《肥皂》中接受启蒙的人可分为以四铭为代表的封建旧文人、学程为代表的青年人、四铭太太一众与启蒙没有直接关联的人。四铭在早期曾支持过新文化运动，但很快就变了态度，认为新文化运动不仅没有用处，简直坏处众多——“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与四铭同样的还有何道统、卜薇园等人，互相称呼“道翁”、“薇翁”，言语间尽是之乎者也，他们曾极力提倡新文化运动，但讽刺的是，启蒙蜻蜓点水般掠过他们的视野，初期被提倡更多是附庸风雅的传统心理所至，而非真正对新文化的接受;可悲的是，启蒙过后，他们组织活动予以反对，做起“挽颓风而存国粹”的征文，并以移风文社命名——新文化运动同样是“移风”(移除旧风)，而四铭等人却是在力拒新风，最初的启蒙转变身份成为四铭等封建文人维护旧文化的催化剂，这是充满悲剧性的反讽。鲁迅立足于此，深谙四铭诸人的文化心理，并无意进行讽刺或批判。面对现实无所不在的矛盾，乃至启蒙的陷阱，他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挣扎纠结，心下黯然又奋力前行，在否定又否定的反复中思索启蒙的可能性。
作为被启蒙的另一类人，学程是接受过西方文化、“学过英文”的年轻一代，但命运仍被父亲左右——每天被要求练八卦拳，进“中西折中”的学堂源于四铭的安排，他没有丝毫新青年的独立自主精神，身受的教育无论中式还是西式，实质是四铭这样的封建文人的惯常行为，所以学程注定了仍是四铭的后继者。而四铭在买肥皂时遇见的年轻学生，竟用英文嘲笑辱骂他，这是对人性劣根和启蒙无效的真切展示：原应用以自强的武器变成了自戕的工具，启蒙复又成为让人怀疑的话题。《拿来主义》中，鲁迅阐明对待外来文化的取舍态度，即“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经选择后拿来的定是有利于自身发展进步的事物。《肥皂》中的结果却是学了外文的辱骂词语，再用其嘲笑同胞，而四铭买肥皂的过程并无异议。这是怎样可悲的启蒙结果。
四铭太太可说是附庸性的被启蒙者，如史志谨所言：“在对待新文化的态度上，四铭太太不过是丈夫的应声虫而已”。[8]她对启蒙漠不关心，四铭买了肥皂，她只需选择用或者不用，肥皂对她可有可无。文中也有用心良苦的铺陈与描写：“但到第二天的早晨，肥皂就被录用了。”对此，吴中杰旁批了“服从了丈夫的意愿”，[9]并认为这在与四铭从肥皂泡中看到的胜利中突出强调了四铭太太的妥协和服从;史志谨赞同吴氏观点同时，更深刻地指出肥皂被录用乃是必然的结局，这就是作品耐人寻味的尾声，这个封建家庭内部关系即使再微妙复杂，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仍然是它的最高准则——无疑又是一次启蒙失效的宣告。
这是鲁迅在文中深切思考的问题：四铭、学程、四铭太太等人是需要以启蒙为主要思想的西方文化的，但它的可操作性在哪里?结果又怎样?
《肥皂》用复杂的反讽暗示着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四铭对舶来品“肥皂”的接受源于对乞讨女的性幻想;四铭回家后的一系列恼怒源于欲望的焦虑;用于清洁的肥皂能洗去四铭太太身体上的污泥，但对四铭而言，新文化运动“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学堂应该统统关掉，而代之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最终征文题目取为“孝女行”，缘由仍是对乞讨女的性幻想——不得不佩服鲁迅在结构上的精湛技巧，绕了一个圈后回到原点，对乞讨女的欲望引发四铭先买肥皂再定征文题目，如果说买肥皂尚算进步行为，拟定的题目则彻底昭示着启蒙的悲剧结果——现实以某种反讽的姿态变本加厉把最初极力要毁掉的旧事物回馈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末尾，“从此之后，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檀香是古代中国女人常用的一种中医香料。显然，四铭太太用完那块肥皂后，复又继续使用皂荚了。这是四铭早期提倡开学堂、送儿子进中西学堂后态度转变，继续尊孔复古行为的又一复制品，更可悲的是，它是附庸的，除了因四铭购买肥皂的动机使四铭太太动怒之外(这是人的正常反应，与启蒙并无关联)，并没有给承担者带来任何影响和变化。联想《伤逝》，若子君争取婚姻自由喻示西方文化，则不仅涓生痛思子君的离开，鲁迅亦是启蒙的伤逝者。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序》中，鲁迅以《呐喊》和《彷徨》为例，言及自己小说技艺的变迁与进步，提及《彷徨》他说：“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10]《肥皂》中处处可见鲁迅的技巧圆熟之处，就小说整体看，用一天时间、借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小事、用与现实生活相近的轻松语调铺陈故事阿里承载作者对新文化运动及启蒙的矛盾思考，使读者在阅读中由轻松转为沉重再到警世，这样寓重于轻的构思背后，是鲁迅内心的深刻与孤独。
对待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态度，鲁迅深知操作的难度与面临问题的复杂。如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牵制作用，《呐喊》、《彷徨》中有关知识分子的篇章中都被触及，却均已妥协失败告终，如魏连殳、涓生、吕纬甫;如以群众根深蒂固的封建心理接受启蒙的巨大困难，在有关农民、妇女篇章里亦有深思，结果仍是悲剧——表面是封建桎梏所至，背后却是时代变革无效与启蒙失败，闰土、子君便是印证。
显然，鲁迅的思考要深远许多，他对四铭等人，几乎是怜悯的。劣根性固然存在，但究其背后，历史、文化、社会是无法忽视的因素。同时，在文化层面，依靠人正常或不正常的欲望形成的文化是否可取?启蒙提倡人性论与自我的发现和张扬，但它与国民文化心理结构怎样契合?它内部的矛盾又如何解决?
中国实用理性精神善于接受外来事物，并对之进行同化再容纳进自己的思想系统，它在知识分子中尤为显著，影响到群众之间，对外来事物的吸收变形亦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面对西方文化，取舍本身仍由自身心理结构支配，“拿来”后同化为有自身色彩的思想，如果是四铭对肥皂的做法，那么吸收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徒劳;如果启蒙的结果是使四铭等人大搞复古之风，那么在国民传统心理与西方文化的拒斥相融间，启蒙避无可避走向失败的循环与悖论。
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独异个人”和“庸众”》中说：“《彷徨》……更多的却是分别地探寻那孤独者的命运和庸众的行为。小说中孤独者的态度也是有变化的……这些不同的画像，似乎反映了他的情绪从‘呐喊’转向‘彷徨’的那种日益增加的失望。”[11]这对鲁迅创作《彷徨》时期的心理把握是准确的。对比《呐喊》和《彷徨》中的作品，前者侧重对国民性的揭露和批判，后者则多在揭露批判之后对人物的重新展示与思考，结果无疑是使人失望的，一如现实中“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此时的鲁迅，不仅仅在思考如何启蒙，而是陷入了启蒙之后的矛盾纠结中，作于同时期的《野草》(1924年9月至1926年6月)，也正印证了他此时的心态。鲁迅终其一生都在做思想的启蒙，而思考一生努力的结果，却是《起死》中展示的矛盾、悲剧与徒劳，在西方的价值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间被纠缠，在希望与绝望间被撕扯，希望仿似肥皂产生的泡沫，内里却是无法摆脱的空虚，当泡沫散尽，空虚逃逸，劈面而来的，是“荷戟独彷徨”的孤独与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