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这个门，有人遭遇风雪，有人逢着彩虹;有人看见虎狼，有人逢着羔羊;有人在春天里发抖，有人在冬天里歌唱。浮尘烟云，总归幻想。悲苦是蜜，全凭心酿。”
近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的最新小说《候鸟的勇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以候鸟迁徙为背景，讲述了东北一座小城里的浮尘烟云。从198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童话》，到2018年出版这部《候鸟的勇敢》，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迟子建共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它们的体量多是三五万字，但这部中篇有八九万字，成为迟子建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
“我觉得我还没有枯竭，可待挖掘的东西依旧还有很多。虽然对于人生来说我是一个不年轻的人了，是个奔六十的人了，白头发已闪闪发光，但我认为我写作的闪光还没有出现。这是一个作家最庆幸的事，因为作家骗不了自己，内心洋溢着多少能量自己是清楚的，就像你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能力去爱别人一样。我可能没有能力去爱谁，但是我爱文学的能力是一直在飞扬的状态。是我的生活和命运让我变成了这样，我与写作是一对伴侣。”
《候鸟的勇敢》中有两句话已经在微信公众号里广泛转载，一句是“所有的问题在时间面前都不是问题”，另一句是“悲苦是蜜，全凭心酿”。
这虽然是借小说中人物说出的话，却更是迟子建作为一个作家想说的话。“我经历过生活种种的创伤后依旧还能笑对人生。”迟子建说自己在将种种苦痛转化为生活的动力后，会发现作家的创造力依然旺盛，“如果没有这些，我写不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而《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可以看做是迟子建创作的转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塞万提斯的故事告诉她，某种生活上的不幸可能也恰恰给了作家创作的辉煌。迟子建用在自己这里改了一个字：悲苦是蜜，全凭“笔”酿。
候鸟的爱情与作家的爱情
一些评论家注意到，迟子建这位作家写个人情感的作品比较少。迟子建确实有意将自我和写作剥离，“要让人物(立)起来，让自己下来”。她更强调一个作家的责任感，认为写作应该是关于他者的。不过她有一部作品个人色彩很浓，是跟她所经历的那种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她的爱人车祸去世，迟子建想用一篇小说来告别他。
在笔者与迟子建聊天时她多次提到丈夫，“上周是我爱人去世整16周年，每年这个日子我都记得”。不管她在哈尔滨还是在外地出差，都会去寺庙为他烧一炷香，找个地方和他“悄悄说几句话”。一年，迟子建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的采访，提到第二天就是丈夫的忌日。迟子建晚上回酒店后，许戈辉让司机专程送过来一束白色的百合花，给她写了一张简短的便笺，“迟老师，我知道明天对于你是一个想独享的日子，希望这束花能带你去一起看他。”迟子建没怎么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但她一直记得并为对方的举动所感动，因为“感受到了人间的美好和温暖”。
迟子建认为好的小说是“五味杂陈”。今年丈夫的忌日那天，她依然伤心，做了几个菜，开了瓶酒，独斟独饮之前洒到门口一杯，对丈夫念叨：“你也来跟我喝一杯。”迟子建并不是在沉溺于悲伤，她会享受，喝酒时放一支莫扎特或勃拉姆斯的曲子，过安静而舒服的生活。“生命就是任性的。”迟子建希望大家面对生活的暴风雪能“皮实”一点。这种“皮实”是坚韧，也是她作为一个东北人性子里天生就有的、朴素的品质，因为“所有的问题在时间面前都不是问题”。
说到爱情，《候鸟的勇敢》中一对白鹳就是生死相依的代表。迟子建没怎么描写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反倒着重写了一对白鹳的爱情：雄性白鹳脚受了伤，在候鸟管护站治疗，冬天来了，白鹳脚伤未愈，雌鸟迟迟不走，雄鸟一次次试飞，虽然最终飞起来了，但因为错过温暖的季节，赶上暴风雪，终究还是没能飞走，双双坠落在雪地里，它们颜色鲜艳的脚掌成为了“傲雪绽放的花朵”。这对白鹳虽然没能逃出命运的暴风雪，但却在最后时刻“翅膀贴着翅膀”，好似相拥入眠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凄美而温暖。
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在一篇评论中写道，自己以为迟子建会给白鹳一个美满的结局，却不料看到小说结尾大呼意外。这也是许多读者相似的感受，风雪交加，故事就这样戛然而止，令人扼腕。“我写到这儿也很难过，但没有办法，这就是命运。”迟子建这样解释，半晌她又说，“我是不是像这两只鸟呢?我不知道。”
“硬核”之下的柔软
就像作家阿来所说，我们能在各类作家、各种小说中看到人与人的故事，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动物与大自然、人与大自然的故事并不多。阿来看过《候鸟的勇敢》后用了个比喻，称迟子建的写作像“交响曲”，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第三主题……一层一层地呈现。其实采访过这位作家后发现，人如其文。
迟子建的温柔掩盖在她“凶猛”的气场之下，这位永远不会压低嗓门说话、能直接就不拐弯抹角，面对不速之客直接撇嘴，听不懂直接回呛，对看不惯的观点毫不客气地反驳的人——与她谈话需要勇气。但也不必惧怕，她同样会热烈地鼓励你：你问得非常好!当批评从不保留时，赞美才不像客气。你会逐渐发现她的可爱之处：当你毫不夹带私货、真诚而坦然地面对她时，她就会流露出像小女孩一样天真无邪的一面。
用摇滚乐的词汇形容，迟子建是位有“硬核”的人，文字也是“硬核”的。她下笔干净利落，人物像开了刃的刀剑自带寒光，像来自西伯利亚的凛冽北风，刮在脸上生疼，甚至她的悲伤也是“硬核”的，正面死磕，绝不退让半步。批评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自信而认真地对笔者说，海明威曾经说过，如果你过于听批评家的话，那么去海边度假的就是批评家而不是作家了。她不在意身上的任何“标签”。
迟子建不信凭空而来的灵感，每部小说写作前她都会做充分的准备。写《伪满洲国》光是准备资料她就花了十年，写作又用了两年，那是迟子建最长的小说，前后接近八十万字。写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接近现实的作品时，迟子建去了解关于鄂温克族百年的历史，还去部落采访和实地考察。她相信，只有在了解这个民族的风俗和民情后，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写好。
在迟子建看来，每个作家的知识边界都是有限的，都会有短板。“有些作家经历丰富，比如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你只有无限地吃透历史，把自己还原成那个时代的人，要多吃素材，就像演员揣摩角色。”迟子建说，“深入生活我是提倡的，但我不提倡浮光掠影地深入生活，比如弄一个采风团，吃吃喝喝回来了。我去额尔古纳河和伪满洲国的皇宫都是一个人去看的，这样才会有凭吊的心情，才能体会到溥仪当时的感受。”《白雪乌鸦》涉及到百年前哈尔滨的鼠疫，迟子建因为对肺鼠疫不太了解，做了大量的资料研究，包括病理学的学习，还有当时戴的口罩、马车的行情，因为她笃信“小说是靠细节撑起来的，作家必须去了解所有的细节”。
不过，迟子建写候鸟的功课比较轻松，因为她从小在山林里长大，对候鸟不陌生。每年冬天放寒假的时候我们去山里拾柴火，见到很多冬候鸟，夏天去山里采摘各种果子，遇到的鸟就更多了，不知道学名，就把所有的雀类都叫家雀。后来她遇到了书里写的东方白鹳，是与爱人一起看到的，后来她问过当地人，确实那些年东北出现过这种动物。写作《候鸟的勇敢》的过程，她再次和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徜徉了一遍生活过的领地。
迟子建小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出门就能采到野果，洗衣服没有自来水，就去小溪边打水，那时，出了家门到处都是一人宽的溪流，洗完衣服就晾在草科上，大兴安岭大火后，溪流几乎绝迹了，只剩下在地图上标示的几条大河流，但迟子建眼中，“地图上没有的那些小溪才是我们真正的命脉的神经”。迟子建小时候看到各种鸟类，“叽叽喳喳，没完没了”，但今年她再去大兴安岭时，连苏雀都很少见到了。迟子建每天去雪地散步一个小时，伴随她的常常只剩漆黑的乌鸦，她的母亲在窗前撒小米，也罕见鸟儿来吃。聊到这儿，这位“强硬”的女作家开始流露出温情和伤感。
迟子建就像一颗夹心水果硬糖。几乎没有作家特有的深沉，迟子建的“凶猛”褪去后，说到动情处，似乎不管不顾地红了眼眶。坐在她咫尺之处，很容易被她的情绪浸染，被带入到她的世界中。与她对话就像剥洋葱，一层一层，薄厚不一，有的坚硬，有的柔软，最终发现她的“芯”是坚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