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是小说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回文字。联诗的时间是贾宝玉十五岁那年的中秋之夜;地点在大观园小山之下，藕香榭附近，作为凸碧山庄之退居的水边景点凹晶馆的卷篷底下;人物是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个客居贾府的寂寞少女，由于“热闹是他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于是，她两坐在湘妃竹墩上，一边近水欣赏中秋月色，一边联句抒发悲寂情怀;他们约定所联的诗体是五言排律;用韵是“十三元”。当时环境清幽静谧，无声无息，仿佛此时此刻世界上只有两位才女。“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轮水月，上下争辉，如置身晶宫鲛室之内”。二人先是品笛，接着开始联诗。开头黛玉出句：“三五中秋夕”，交代时间;湘云对句是“清游拟上元”，点明背景，将中秋节比附元宵佳节，说明贾府的热闹光景。其后次第联属，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一般读者不难看出，通过史湘云和林黛玉两位才女的联诗，首先展示了贾府日趋败落的悲剧氛围，烘托了小说衰败的主题;其次，预示了某些主要人物的命运。学术界一致认为，联诗的结句“冷月葬花魂”，就是不祥之谶，预示着小说一号女主角林黛玉的死亡已经为期不远。据笔者考证，林黛玉的死亡过程并非如高鹗续书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和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所叙述的那样，而是早在“二宝”成婚之前，因为她长期寄人篱下，性格孤傲，不肯随波逐流，叛逆思想潜滋暗长。从贾母、王夫人等贾府当权者的态度看来，她在贾府的地位每况愈下——比如，贾府老祖宗贾母带头捐资，为宝钗做十五岁生日，而没有给黛玉做十五岁生日;王夫人甚至拿林妹妹去比他们认为不正经的女奴晴雯——身体状况不佳，病势日重;尤其有感于对于爱情婚姻前途的绝望，遂投水而逝。这样不仅照应了林黛玉所拥有的“潇湘妃子”的雅号，呼应了小说中不少细节描写;而且小说主角贾宝玉、贾母、薛宝钗等人的人格和性格才不至于产生分裂变异，他们的形象才能得到圆满的解说，才符合生活真实(沈新林《林黛玉归宿考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如果这一结论可以成立，那么紧接联诗之后的小说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所写的晴雯之死，正是黛玉投水殉情的先声。所以，庚辰本第七十九回“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句下有脂硯斋夹批云：“一篇诔文，总因此二句而有，又当知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朱一玄《红楼梦脂评校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557页)论断非常精准，值得称道。
中秋联诗，除了上述两点作用之外，还有可能包含其他深意吗?回答是肯定的。反复研究中秋联诗透露出来的微妙信息，经过仔细琢磨，精心梳理，果然有所收获，对于考证《红楼梦》原作者的信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请看，两位才女联诗到中途，史湘云出句：“香新荣玉桂”，林黛玉对句：“色健茂金萱。”湘云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这样现成的韵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们颂圣去。……”林黛玉辩解说：“你不说‘玉桂’，我难道强对个‘金萱’么?再也要铺陈些富丽，方才是即景之实事。”小说原作者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唯恐读者一目十行，轻轻放过，故意反复强调，三次提到“金萱”;分明要在“金萱”二字上大做文章。唯此，我们对“金萱”二字应当刮目相看，决不能掉以轻心。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湘云认为，“金萱”是在“颂圣”?其次，为什么黛玉则称“金萱”是“即景之实事”?这几个概念之间肯定有不寻常的关系，如果解释清楚，或许能给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
查阅辞书，可以发现：“萱”，一作“谖”，共有两个义项：一是萱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细长，花红黄色，花及嫩芽可供食用，俗名金针菜;二是萱堂，指母亲。南宋文学家叶梦得诗云：“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谁?”查《诗经·卫风·伯兮》有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即萱，《传》谓背为北堂，世俗称母为萱堂，本源于此。原来，民间以萱堂、北堂称母亲，起源于《诗经》。一说古人把萱草当作忘忧草看待，相传古代远行之人为了免除母亲惦念，行前要在北堂阶下种忘忧草。后因以萱堂指母亲的居室，并把“萱”作为母亲的代称(参阅《父母如何称“椿萱”》，《扬子晚报》1996年12月13日)。
林黛玉的对句“色健茂金萱”中的“萱”，在字面上对“玉桂”的“桂”，桂，指桂花或桂花树，按照律诗对仗，上下联名词必须同类相属的要求，可以肯定，“萱”，就是指萱草，或萱花。那么，这里是不是还可以隐喻母亲呢?我们再联系“颂圣”“即景之实事”，就不难找到答案。说到“颂圣”，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小说《红楼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清初康乾盛世。众所周知，清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共计六次南巡。后四次南巡正值曹寅担任江宁织造时期(康熙三十一年—五十二年)，康熙即以江宁织造府作为行宫。康熙为什么不在南京另造行宫，而要驻跸江宁织造府呢?我以为，康熙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好皇帝，主要为了节省财政开支，不排除他那难以启齿的巧妙地将部分经济负担转嫁给曹寅的隐微心理，更重要的表现了他对曹寅兄弟般的友谊和信任。现有资料表明，曹玺的妻子、曹寅的母亲孙氏曾经担任过康熙皇帝儿时的奶妈，而曹寅幼年则担任康熙的伴读，成年后又充当御前侍卫。鉴于当时朝廷为了防止日后太后专权，垂帘听政的积弊，皇子出生后即强行母子分离，所以皇子和奶妈接触最多，关系密切。唯此，康熙皇帝与孙氏相处日久，感情深厚，他称帝之后对曹家关照多多，自在情理之中。曹家三代四人(曹玺，康熙二十二年;曹寅，康熙二十二年;曹颙，康熙三年;曹，康熙十二年)先后担任江宁织造将近六十年光景，就是明证。江宁织造这一官职并不显眼，级别虽然不算太高，但岗位重要、责任重大，他不仅负责供应宫廷所需的各种衣料织物，而且是皇帝安插在江南的亲信耳目，负责监察江南一带知识分子和地方官员的言行举止，随时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密折”，往往可以给皇帝的决策带来重要影响。曹家三代四人在这一岗位上一干就是六十年，基本与康熙皇帝临朝执政相始终。这在中国官吏任职历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荣耀。 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其实只是要说明，康熙与萱堂奶母孙氏的关系非同一般，古人有三父八母之说，母亲中除了生母之外，就是养母、奶母最亲。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第三次南巡时，往返均驻跸于江宁织造府，68岁的曹寅母亲孙氏奉命晋谒皇上。康熙皇帝当时心情很好，见了当年的奶妈孙氏，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不仅亲切地询问她的确切年龄，并且非常高兴地说：“此吾家老人也。”是时正逢农历四月天气，堂前院中，萱花盛开，于是康熙皇帝即景生情，突然心血来潮，吩咐笔砚伺候。他不假思索，援笔书写“萱瑞堂”三个大字，制成匾额，赏赐孙氏。“萱瑞”二字，内涵丰富，祝福母亲长寿祥瑞，情深意长，颇为动人。要知道，康熙皇帝曾多次召见大臣的高龄母亲，一般是弯腰亲手扶起，以示尊重;或者赐给金钱若干，最多说声“老人多福”之类的祝颂语，至于亲自挥洒翰墨，题字赐匾，曹家可谓绝无仅有，空前绝后。曹寅也不负皇恩，专门建萱瑞堂，供奉御匾，室内美轮美奂，装饰一新，专供宾客瞻仰游览之用;与院中小巧别致的楝亭同为江宁织造府内蘊丰厚的两道景观。楝亭，因曹寅父亲曹玺当年亲手种植楝树一株，其生长有年，枝繁叶茂，出类拔萃，曹寅睹树思亲，特为筑亭纪念，因以楝名亭。此间一堂一亭，不同凡响，萱瑞堂为记录皇帝恩典;楝亭则追念先父劬劳，忠孝两全，可见主人的人品、性情。曹寅后来以楝亭为号，亦根由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清朝初年，康熙题字赐匾的从容作秀，被渲染成为皇上躬行孝道的得意之举，垂范后世，影响巨大，成为当时官场轰动一时的盛事和佳话。当时的官场人物，知识阶层，或赶时髦，或顺潮流，或有感而发，或无病呻吟，撰写《萱瑞堂记》、操觚染翰者不一其人，堪称佳作连篇。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记载：“一六九九，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孙氏六十八岁。曹寅在江宁织造任，年四十二岁。……四月初十日，康熙帝南巡至于上元，以织造署为行宫，回程亦复驻此。寅奉母以见，帝书‘萱瑞堂’赐之，歌颂题咏，积成卷轴。冯景、毛际可有记，邵长蘅有诗。”(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399页)
冯景《御书萱瑞堂记》中云：“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驭，止跸于江宁织造臣曹寅之府，寅绍父官，实为亲臣、世臣，故奉其寿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厚。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冯景《解春集文抄》卷四，第1页，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0页)
毛际可《萱瑞堂记》云：“时内部郎中臣曹寅之母封一品夫人孙氏叩颡墀下，兼得候皇太后起居。问其年，已六十有八。宸衷益加欣悦，遂书‘萱瑞堂’以赐之。岁方初夏，庭下之萱，皆先时芳茂。……而萱独为北堂之嘉称，非凡卉可及。乃皇上聪明天纵，比物连类，署为匾额。”(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十七，第16页，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第402页)
其他，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署，寅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考史，大臣母高年召见者，或给扶，或赐币，或称老福，从无亲洒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韩昌黎所云‘生祥下瑞无休期’矣。”(转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