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公认，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长于写“情”。其“情”之主调为何?人们也许会不假思索地以“怨而不怒”作答。然而，相比之下，还是“忧”更为突出。当年，广大诗人为忧造艺，且歌且谣。今人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在谈到《诗经》中的“心”这类词语的意义时说：“吾尝绎《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用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朱先生曾对那些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的诗句加以分类辑录，并对其数量进行了粗略估计，谓其“殆将百数”，即近乎整部诗集三百零五篇的三分之一。阅读《诗经》这部古老的文学经典，抓住其中彌漫的“忧情”至为关键。
一、 “为忧造艺”歌且谣
“忧”乃人类较为原始的情感之一。殷商末年，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的周文王姬昌带着满腔忧患创作了《周易》。对此，《系辞传》这样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把《周易》说成是忧患者创作的一部“忧患”之书。在先贤那里，“忧”大多基于一种历史使命，一种社会责任，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困惑，更是一种智慧的情操，胸怀天下的心境。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杜甫、陆游被视为忧国忧民诗人的杰出代表。中国“忧”文化的源头在《周易》，在《诗经》。
自古以来，人们心中的忧愁挥之不去，便化作歌谣来排遣。这就是《魏风·园有桃》所说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可以说，心中之忧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原动力。敏泽曾据钱钟书《管锥编》所谓“写忧而造艺”而提出“为忧造艺”这一命题。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以善写忧情著称，它是中国文学“为忧造艺”的光辉起点。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中，《羔裘》《正月》《诗小宛》《小弁》等诗篇屡屡发出“我心忧伤”这千古长叹。
在中国人的认知中，忧情发自内心，故有“忧心”之说。《诗经》热衷于写“忧心”，而且善于运用各种叠音词加以修饰渲染。除了人们常用的“忧心忡忡”(《召南·草虫》)，还有“忧心惙惙”(《召南·草虫》)、“忧心悄悄”(《邶风·柏舟》)、“忧心殷殷”(《邶风·北门》)、“忧心惨惨”(《大雅·桑柔》)、“忧心烈烈”(《小雅·采薇》)、“忧心京京”“忧心愈愈”“忧心殷殷”(《小雅·正月》)等一系列大同小异的同构词汇。《尔雅·释训第三》解释说：“殷殷、惸惸、忉忉、慱慱、钦钦、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弈弈，忧也。”除了用后缀叠音词，诗人还拿许多指示情绪的词来修饰忧情;有的为描述忧情状态，诗人还打了比方。由此可见，《诗经》中所写到的“忧心”是多么的异彩纷呈!《唐风·蟋蟀》小序曰：“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把忧思说成是一道古老的性情。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一评该诗曰：“既欲其乐，又虑其荒，此诗人忧深思远之意。”强调该诗所传达的中国人之忧深思远、积忧深重。也许正是基于此，《古诗十九首》才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般浩叹。
相对于“怨”偏指埋怨、抱怨、怪罪他人而言，“忧”偏指发自内心的忧患或自愁。正如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所言：“忧，心动也，从心尤声。”忧情发自肺腑，种类繁杂，至少包括忧患、忧愁、忧虑等多种。按照现代观念，《诗经》中的忧情有着不同分类，有明忧，有隐忧;有的具体，有的笼统;有的粗犷，有的缠绵……每一份忧情都会让人辗转反侧，让人泪流满面。同时，《诗经》忧情之抒发方式和格调也多种多样：有的飞扬，有的浑厚;有的平淡，有的崇高;有的明快，而更多属于婉曲。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言：“随忧以宛转”“与心而徘徊。”今天我们读《诗经》，悟解各种刻骨铭心的忧情至关重要。
二、 “黍离之悲”与“蜉蝣之叹”
在《诗经》中，忧叹国事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影响最为深远者当数那首抒写“黍离之悲”的《黍离》。说起“黍离之悲”一词，人们便马上会领悟到它指的是对国家残破，今不如昔的哀叹，也指国破家亡之痛。原诗即《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至西周原都城镐京，追忆着昔日的兴盛，满目所见，却皆是荒芜。旧时巍峨的城阙宫殿、繁华的王都已是一片废墟，只有一片茂郁的黍苗肆意生长着。繁华逝去的凄凉令人悲从中来，涕泪满衫，奋笔倾诉了如此忧情。全诗三章，从“彼稷之苗”到“彼稷之穗”，再到“彼稷之实”;从“中心摇摇”到“中心如醉”，再到“中心如噎”。面对黍稷生长，诗人的内心从一开始时的一点点忧伤，逐渐深入到如噎之痛。唐代杜甫面对山河破败所写的《春望》，颇有此况味：“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风·黍离》的作者漫步在广阔的原野上，满眼是生机勃勃的黍稷，一股忧思涌上心头，并发出感叹：理解我的人说我有忧愁，不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高不可及的企求。苍天啊，为何我变成这般模样!诗人抒发忧国忧民、伤时悯乱之痛，怨天尤人，并流露出质问亡国之责的声音。此诗后两章分别以“穗”“实”替换“苗”字，以“如醉”“如噎”替换“摇摇”一词，反复诉说这种忧思不被外人所理解的哀叹。诗人感叹众人皆醉我独醒，世间没有知音倾诉，只能诉诸苍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里的“人”应该不是别人，而是诗人自己。“此何人哉”与古希腊“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不谋而合，旨在探寻迷失的自我。由“中心摇摇”至“中心如醉”，由“中心如醉”至“中心如噎”，诗人的茫然、忧虑、痛苦之情只能步步加重。这首诗以“彼黍离离”渲染了颓败的景象，不仅感叹朝代更迭，世事变迁之速，也提醒后世之人以此为鉴。此后，历朝历代的亡国旧臣、前朝遗民每当怀念故国的时候，总是会咏唱起“黍离之悲”。如，南宋姜夔在一场战乱之后路过扬州，见景生情、感慨今昔，伤情地写下《扬州慢》词，这首词先是写扬州乱后景象：“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确有麦秀之悲、黍离之悲的况味。因此，其词序说：“千岩老人(萧德藻)以为有‘黍离’之悲也。”由此可见，由《诗经》首先发出的“黍离之悲”是一种深重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故国不堪回首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