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
孔子参考鲁史记，作成《春秋》。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之独断与别识，微辞隐义，其实难知。因此，及门高弟子夏亦不能赞一辞。于是乎，推求《春秋》之指义，遂成为历代《春秋》学之志业。《孟子·离娄下》称孔子作《春秋》，就生成论而言，有其事、其文、其义三元素。而义，为孔子所“窃取”，指或笔或削，多出于孔子自觉之取舍。
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孔子纂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禮记·经解》亦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综要言之，司马迁谓“约其辞文”，即是《礼记》所云“属辞”，《孟子》所述“其文”。《史记》所谓“去其烦重”，指史事之笔削，相当于《孟子》所云“其事”，《礼记》所云“比事”。《孟子》《史记》《礼记》所言，彼此可以相通互明。若能洞明《春秋》或笔或削之书法，即可以考索言外之“义”。排比相近相反之史事，连属上下前后之辞文，亦可以求得《朱子语类》所谓“都不说破”之《春秋》史义。简言之，破译孔子《春秋》之微旨隐义，其方法策略有三：一曰笔削;二曰比事;三曰属辞。而其诠释视野，则在运用系统思维，作原始要终、张本继末之探究。
就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所提“义法”而言，笔削、比事、属辞，皆可作为凭借，以求“义”、求“法”。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云：“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也。”《春秋》之指义，既寓存于其事、其文之中，故考察史事如何排比编纂?辞文如何连属修饰?自《春秋三传》以下，遂成历代《春秋》学者考义、求义之津筏。清孔广森《公羊通义·叙》称《春秋》重义：“然而辞不属不明，事不比不章。”研讨比事属辞，有助于求义、观义;对于《春秋》之笔削去取，亦可以即器以求道。
《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历史叙事解经，《公羊传》《穀梁传》以历史哲学说经。就求义之法而言，章学诚称：“其事与文，所以借为存义之资。”故《左传》释经之功独高。汉桓谭《新论》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引啖助之说，亦称《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一称《左传》与《春秋》，互为表里;再称《左传》叙事见本末，可因以推求《春秋》经之指义。啖氏所谓“因以求意(义)”，大抵指《左传》之历史叙事、以史传经而言。
《左传》以历史叙事方式解释《春秋》经，简称以史传经，遂与《公羊》《穀梁》以义解经，殊途异辙。《左传》与《春秋》，同为编年史书，有关之历史事迹分隔异处，不相联贯。统合之道，即在经由事之比，辞之属，而求得《春秋》或笔或削之义，以及褒贬予夺之旨。清章学诚曾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章学诚称笔削之义，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事具本末，文成规矩，此比事属辞之功。其二，夫子窃取之义，微茫杪忽。推求《春秋》之义，可借由详略、异同、重轻、忽谨之对比烘托，寻得孔子独断于一心之历史哲学。《春秋》之经学叙事，为中国传统叙事学之滥觞，《左传》之历史叙事薪传之，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乃成历史叙事之宗祖与典范。《左传》发明《春秋》经之义，于《经》阙《传》存，最为显著。学者指出，《经》无《传》有者，或作《经》义之旁证，或明《经》文之笔削，或详究不书、不言、不称之故，或称说《经》文之不及与阙漏。要之，多可以“笔削”二字概括之。《左传》阐发《春秋》经之微辞隐义，亦以笔削见义为依归。
一部春秋史，堪称为诸侯争霸之历史。其中，晋楚两大国势力之消长，尤其攸关霸业之兴衰，及诸侯于国际之依违关系。春秋五霸，唯齐桓公为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皆归之。桓公既没，诸侯叛齐即楚。楚乘诸夏之衰，蚕食中国，凌虐诸姬。虽宋襄图霸，然泓之战功败垂成。若非晋文公崛起于其间，城濮一战克敌制胜，则天下皆南面事楚矣。晋文创霸，固在城濮之战;从此晋主夏盟，天下翕然宗之。迨平公失政，霸业始渐衰，前后长达一百余年。
由此观之，城濮之战在春秋史、争霸史，以及晋国霸业史方面，都极具关键意义。更何况，晋楚城濮之战，为春秋以来规模最大之一场战争。因此，《左传》以十分笔力，惨淡经营，“序得声满天地，气撼山河”，不愧为大块文章。今以城濮之战为例，论述《左传》叙战于《春秋》笔削之转化与运用，叙战之模式、叙事之义法，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探讨《春秋》笔削，要领在“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周礼·春官·宗伯》载内史之职责，为掌理天王有关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八柄之法，以诏告王治。而且，“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史官主书主法，以诏王治天下，于是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多攸关王柄王治(参考阎步克《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国学研究》第四卷)。
《孟子·滕文公下》称：“《春秋》，天子之事也。”盖内史掌叙事之法，所以诏王听治。而生杀予夺之权柄，仍归天王掌理。是以孔子作《春秋》，无异替代天子施行赏罚。于是原为赞诏王治之废、置、予、夺柄法，转换成史官叙事之予夺书法，再衍化为褒贬劝惩之历史叙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一语道出史官主书主法之原委。从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至《孟子》称说《春秋》原本乃“天子之事”，可知笔削褒贬之所由来，以及《左传》历史叙事之渊源所自。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竹林》篇亦云：“《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辞不能及，皆在于指。”孔子作《春秋》，必将指义先存有于心中，然后能施行笔削去取。义，既经一心之独断，于是史事之忽谨、详略，辞文之重轻、措置，方有定夺，始有规准。故曰从变从义、从变而移。不但辞文如何连属，皆在于指义;即史事如何排比，亦“皆在于指”。清方苞倡古文义法，由《春秋》书法转化而来(参考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方氏倡“义法”说，追本到司马迁《史记》，更溯源至孔子作《春秋》。以为：义法之操作策略，二言可以蔽之，曰“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法以义起，法随义变，亦由此可见(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史记评语》)。换言之，义先法后;先有“义”，而“法”后之、随之。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成《史记》，要皆不例外。所谓未下笔，先有意;犹文同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作经、撰文、修史、艺术，要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