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僧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于公元804年赴大唐，归国后成为日本密宗的鼻祖。从那以后，有关他的故事便不断见于载籍。他编撰的《篆隶万象名义》《文镜秘府论》《十注心论》，一直被后人不断抄写、注释与研究。空海与写本文化有着很深的缘分。2004年，日本的文化人曾高調纪念空海入唐1200周年。空海的著述，被后人称为“日本文化的母胎”，而他本人，也无愧是那一时代与写本文化走得最近的人。
好校长空海
空海无疑是留华归日人员的顶级代表。如果了解了空海归国后的业绩，就会感到已故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称其为“空前绝后的事业家”并非夸张。空海不仅践行“镇护国家之法”的佛教，祈雨显彰功德，开创真言宗，而且建造了灌溉用的贮水池(赞岐满浓池)，还创办了一所名为“综艺种智院”的学校。
空海为这所学校撰写的办学宣言《综艺种智院式并序》和教师招聘简章《招师章》，就收在弟子真济为他编撰的文集《性灵集》当中。他描述自己在唐时看到大陆城乡教育繁荣的景象，是“坊坊置闾塾，普教童蒙;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感慨日本的贫贱子弟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便决心筹办一所“普济童蒙”的学校。
空海把办学视为“益国之胜计，利人之宝洲”。至于教育内容，在空海看来，僧侣们“偏玩佛经”固然不可取，而“空耽外书”也实属有偏。因而他的学校中设有道人、俗博士两类教师，前者教授显密二教，后者则对“九经九流，三玄三史，七略七代，若文若笔等书中，若音若训，或句读，或通义”等内容都要教。空海明确要求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立身之要，治国之道”，因为他认为“九流六艺，济代之舟梁;十藏五明，利人之惟宝”，内典外典，都不可偏废。“济代”就是“济世”，这里沿袭了唐人避李世民讳的作法，以“代”字来替代“世”字。
空海要求他的教师，“莫看贵贱，随宜指授”，要“心住慈悲，思存忠孝。不论贵贱，不看贫富”，对学生要“不辞劳倦”。在章程中，有与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等教育思想十分相近的表述。这两篇文献最集中地反映了空海身为佛教教育家的育人理念。为了推动周边教育，也许他描述大唐教育发展的情况有些夸大，但也可以想见，他在长安等地看到那里的闾塾乡学时，就怎样急切地想为家乡那些贫困儿童做些事情。在他编撰与书写《篆隶万象名义》的时候，脑海也许会时常浮现出孩童们天真与渴望的眼神吧。他要把从中国带回来的诸种技艺、智慧种子播种在孩蒙的心田里，让它们在日本也生根开花，“综艺种智”的校名，或许寄托的就是这种热望。
在有关空海的传说中，“隔海投钴”是最著名的一个。据说空海在大陆海边，将手中的三钴(或称铃杵)投过大海，由此圈定了回国建寺传教的地点。在这个传说的背后，投射的其实是一种超越沧溟阻隔的文化传播心愿。他的那些实践活动，也都始终离不开他从大陆带回去的两件宝贝：书和笔。
书手空海 笔匠空海
正如日本学者佐佐木孝治所说，日本大和朝廷建立之后，从大陆带回的书籍，不是用绳子串起来的“竹简”“木简”，而是将必要的纸张横向连续粘糊而把末端粘在轴子上保存的“卷轴装”。正是以这种写本形态的书籍，传去了佛教、儒教、法律、历史、文学等对日本来说重要的新知识。纸质书远比木简竹简轻便，节省空间。试想如果当时大陆书籍的形态还是成捆的竹简木简的话，船载过海的中国典籍，一定不会达到历史上有过的规模东传日本的写本(或称抄本)，大致有获赠、购买与抄写等来源。遣唐使不惜重金从唐土购书携带回国的事情，见于新旧《唐书》，从书籍的发展历史来推测，他们带回去的可能多属抄本。他们自身抄书带回去的情形，虽然在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当时书籍流通的常态与学人读书的习惯来看，抄书作为获赠、购书的补充，也不失为一种书籍来源。卷帙浩大的类书或总集，固然不一定靠抄写得来，别集或单篇著述，以抄写获取则更容易。至于遣唐僧，写经既是一种功课，也是一种学习手段。
《性灵集》中有空海书写典籍奉献的记录。《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说：“王昌龄《诗格》一卷，此是在唐之日，于作者边，偶得此书。古诗格等，虽有数家，近代才子，切爱此格。”“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元是一卷，缘书样大，卷则随大。今分三卷。文是秀逸之文。书则褚临王之遗体也。比属临池之次，写得奉上。飞白书一卷亦是。在唐之日，一见此体，试书之。”空海将这些唐诗文书写奉上，“庶令属文士，知见之矣”，就是想让日本的属文之士，早些接触到唐朝文化的最新信息，以期日本文化能与唐文化同步发展。他一次进献的书单中，就包括《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古今篆隶文体》一卷、梁武帝《草书评》一卷、王右军《兰亭碑》一卷、昙一律师《碑铭》一卷(草书)等。
当时的抄书者所关注的，不仅是书籍的内容，而且还有原本的书法。空海之所以成为那一时代最享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自然与他对唐代书法的悉心学习有关。他所撰写的《书刘庭芝集奉献表》一首，所献为其所书《刘庭芝集》四卷，表中称：“余于海西，颇闲骨法，虽未画墨，稍觉规矩。然犹愿定水之澄净，不顾飞云之奇体。弃置心表，不齿鉴写。”
空海所撰《献梵字并杂文表》感叹“文字之义用，大哉，远哉”，对文字的发明与书法穿越时空的文化传承与传播功能大加赞赏，说：“结绳废，而三坟灿烂;刻木寝，以五典郁兴。明皇因之而弘风扬化，苍生仰之而知往察来。不出户庭，万里对目;不因圣智，三才穷数。稽古温故，自我垂范，非书而何矣!”这一段可以读作“汉字礼赞”与“书法礼赞”。当时的日本，结绳记事、刻木为号的时代远去还不算太久。当空海通过写本读到古代中国典籍时，便如同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的古人面对面，不由得对文字和书写的奇妙功用发出这样的赞叹。其落脚点，则是借力文字与典籍，巩固皇权，导引群体，规制个体。
在这篇文章中，空海叙述自己的日常生活，“窟观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每见苍史古篆、右军今隶、务光韭叶、杜氏草势，未尝不野心忘忧，山情含笑。”说自己一有空就读印度和中国的书籍，每当看到仓颉创制的古篆，王羲之的隶书、殷汤时仙人务光植薤而食，清风时至而作的“倒薤篆”、后汉有草圣之称的杜伯度的草书，就不禁心旷神怡。对书法的酷爱，足以让他忘掉寂寞与一切忧虑，简直看山山喜，看水水欢。他已经将那些书法珍品视为自己的快乐源泉了。